一直以来中小学生减负都是教育界的一个重要话题，两会期间，中小学减负问题再次成为舆论的高潮。从1951年到2017年国家围绕中小学学生的减负出台过几十份文件。但恰如古诗云：“一山放过一山拦”。几十年喊减负，有些地方孩子们的书包越喊越沉，课外负担越喊越重，睡眠和休息的时间越喊越少，各省市出台了许多政策文件扎实推进减负。但近期一篇名为《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火爆朋友圈，并引发了众多家长和网友的关注和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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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还是头痛医头脚疼医脚？

减负这件事儿，其实已经喊了有三十多年了，而且据统计，自1985年以来，中央政府下达49次“减负令”。如此重锤之下，却出现了一个尴尬局面：校内减下来，校外加上去，补习班的迅猛发展增加了中小学生负担的同时，也加重了家长的负担。

事实上，细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尽管年年都喊“史上最严减负令”，但是不少减负政策只针对表面问题头痛医头脚疼医脚，并没有戳到问题的实处。

比如，针对作业的减量指令。今年开学前夕，杭州市拱墅区、上城区教育局放出减负大招——两区小学生、初中生做作业超过晚上10点，就可以选择不做。然而，这样一刀切下来，能力强的孩子减了负，能力弱的孩子却“吃不饱”。除此之外，在家长惧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以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作用之下，校外“加餐”已经成为了必不可少的选择。

还比如，2月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规范管理面向基础教育领域开展的竞赛挂牌命名表彰等活动的公告》，要求进一步规范管理面向基础教育领域开展的竞赛、挂牌、命名及表彰等活动。但是，在择校热的背景下，仍有少数学校无视禁令。因此，一边是教育部门的三令五申，一边依旧是竞赛火爆，有的学校和培训机构合作，开展“密考”，有的竞赛组织者，则把学校认可竞赛成绩作为竞赛宣传。

“学生减负到底应该减什么？”住川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医科大学校长何延政认为，“减负”减掉的应该是过于繁重的课外负担，而不是减少对学习的投入、对能力的培养，更不是简单粗暴地减少在校学习时间、降低学业水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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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不想减，而是不敢减

都知道孩子间的竞争压力大，负担重。减负原本是好事，但是，为什么还有不少人提出“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 呢？

事实上，不是家长不想减负，而是不敢减。因为竞争太激烈了。

近年来，我国在抓学生减负时，主要紧盯学校教育，要求学校减少作业，严禁学校补课。来自学校的负担确实减轻了，但校外的负担却迅速增加，很多家长都把孩子送去校外培训班。

中国教育学会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次。不少家庭，悄悄把“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主战场转向课外时间，一些课辅机构超纲教学、以竞赛转换招生资源的做法，严重扰乱了教育教学秩序，而最终接盘受害的正是中小学生，作业越来越多，负担越来越重，睡不好，没时间玩耍，救救孩子的声音淹没在功利追逐大潮中。

这样悲剧性的恶性循环，其根源就在教育的刚需——中高考依旧不变。除此之外，“教育资源均等化”并没有实现，优质教育资源仍然控制在少部分学校手里。

因而，多数家庭非常清楚的意识到，仅凭校内的所学孩子难以在众多的学子中脱颖而出，规规矩矩实施“减负”的学生，根本进不了好的初高中学习。所以，学生和家长都卯足了劲，要进入到一个优质学校，从而博一个看似光明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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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减负”益于孩子未来

更让家长们担忧的是，减负，也许并非真的有益于孩子的未来发展。

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减负教训，非常值得借鉴。当时经济飞速发展的日本社会，要求给学生减负的呼声同样强烈，教育部门当然从善如流。

怎么减负？和我们一样，少学东西，少上学，少考试。

“宽松教育”方针下的30年间，日本中央和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大体包括：降低教学大纲的标准（缩减课本）、减少规定学时和 公立学校去重点化。例如将小学至高中的总课时从5821课时减少至5785课时，《中学指导要领》的册页从261页减少至123页，公立中小学每周上课5 天（原本6天），学生报考公立中学不能填学校志愿，只能按片区随机入学等。

问题是，这些直接减负的政策手段根本没有达到减负的效果，还产生了系列副作用。

首先，由于宽松教育政策只能约束公立教育部门，民众的升学需求和竞争态势并没有变化，因而，私立学校大量崛起。

原本占据优势教育资源的公立中学只能提供宽松的托底教育，无法为想要上好学的学生提供更优质的教育，几乎所有志愿上一流大学的中学生都投入私立中学，随之，没了要读书的学生，公立中学的优质师资也不断流失。这样一来，极大地扰乱教育资源的有序分配，进一步加剧了教育的不公。

其次，便是课外补习班迅速蔓延，课外补习费的支出初年攀升，不少家庭因此入不敷出。

要考上好大学，仅仅上私立学校还不够，课外补习学校（日本称“学习塾”“进学塾”）专门为应试做好准备，这几乎成为日本家庭的一般常识。甚至，许多家长发现，如果在家中不做充分的预习准备，连较好的补习学校都进不去。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宽松教育”政策整体上降低了必修的教育标准，看似学生有了更大的自由选择学习的空间，其实这个年龄的学生既不充分了解自 己，也不了解社会需求，甚至不够了解竞争游戏规则。

自主选择适合的教育资源既超出了学生的能力，也超出了多数家长的见识水平。除非精通教育和社会规则的高 级知识分子家庭，多数家长在为孩子做学业选择时手足无措，心态焦虑。私营培训机构的营销诱惑、家长间的模仿与攀比、恨铁不成钢和病急乱投医等心态都会造成超量教育、过度补习，结果又加重了一重学业负担——不仅无效，更可能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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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减起来，靠的不只是

一家之力，一时之言

“减负”并不等于公办教育的“后退”、不等于降低中小学生的课程难度、不等于不要学生刻苦学习、不等于减少学生学习时间、不等于不要考试。

但一味地减负一刀切，很可能会重蹈日本减负的历史。

如何能让负减下去，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悬在所有人心头的疑问。

中国教育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今天，我们要再次强调大力“减负”，是因为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教育的功能从过去的“快出人才”“出好人才”开始逐渐转向“人人成才”“各尽其才”。

减负是势在必行，但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前提下，“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无处不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减负减起来，靠的不只是一家之力，一时之言。

正如教育专家熊丙奇所言，要从根本上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把学生和家长从繁重的学业负担以及择校焦虑中解放出来，不能简单依靠推迟上学时间、取消特长生招生、叫停竞赛、规范教育培训机构经营等举措，而需要改革教育评价体系、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也正如，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徐冬青所说，“减负”之难，难于上青天，某种意义上，是各类主体的合力所致。

跨越“减负陷阱”，必须厘清各类主体的责任，只有政府、市场、家庭、学校、教师承担了各自的责任，并建立问责机制，才能真正将学业负担减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