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桥杂记》是明末清初文人余怀对晚明时期金陵秦淮长板桥附近风月旧事的追忆，书中所记明末的曲中旧院，既有文墨风雅，又有艳情妩媚，两岸雕栏，十里珠帘。秦楼楚馆，虽只是这段盛大的历史里一个微末的角落，却真切地交融了庙堂和江湖的过往，记录过士子与妓女的传奇，这里并置着本该属于一个正统社会的最高贵的希望和最低贱的感情——依常理而言，文人就算仕途不顺，还是文化阶层的贵族;名妓即使情场得意，也是社会娱乐的附庸。二者身份等级有云泥之别，其价值取向、人生中的重大抉择必然也该天壤不同，然而在这本黯黄的旧书里，有的人却不因贵而贵，有的人不以贱为贱。要探求历史的真实，我们往往需要揭去道德的虚伪面纱。本文试图通过对《板桥杂记》中士人与名妓在生活方式、交往初衷、婚恋态度和贞操气节四个方面的对比，探寻两个不同社会阶层在晚明时期的价值观念。

一、 生活方式

晚明风月场上的士子们虽不乏仗义疏财的豪侠之士，但他们在生活中追求奢靡之风，终日沉迷酒色也是毋庸置疑的。依《板桥杂记》所言：“旧院与贡院遥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士子们大多非富即贵，每逢恩科，集结于此。文人集会，歌舞助兴，原本也是风雅之举;可到了晚明，则渐成享乐之风，追求自由思想变成了放纵个人欲望，冲破理学束缚演变为忽略社会责任。《板桥杂记》在下卷《轶事》中就记载了几名颇具代表性的“纨茵浪子”，如瓜州萧伯梁、嘉兴姚北若、嘉兴沈雨若、中山公子徐青君等，他们家财万贯，挥金如土，环肥燕瘦，左拥右抱，珠市梨园，大宴宾客，夜夜笙歌，醉生梦死。余怀本人也是出身福建莆田的望族之后，二十八岁甲申国变之前与那些世家公子一样过着太平逍遥的生活，作《板桥杂记》时已是年过古稀的前朝遗民，回首人生如梦，白云苍狗，红颜已化枯骨，朱阁早成荒场，垂暮老人回想当年，最津津乐道的却仍是“金陵都会之地，南曲靡丽之乡”，是“两岸河房，雕栏画槛，绮窗丝障，十里珠帘”的无边风月，是“一园灯火从天降，万片珊瑚驾海来”的秦淮盛况。开国帝王建都之地，到了王朝末年，已成“欲界之仙都，升平之乐国”，令“宗室王孙”、“乌衣子弟”沉迷烟花，醉饱无时;令“纨绔少年”、“绣肠才子”魂迷色阵，气尽雌风。晚明贵族士人阶层放浪形骸、挥霍无度，纵欲豪奢之风可见一斑。

与士子们的奢靡纵欲不同，沿岸妓家在主打项目上虽不改前朝“争艳献媚”、脂粉香浴、歌舞升平，但在风格情调方面却不似从前华丽豪奢，而是以淡雅整洁为主。余怀回忆秦淮两岸“妓家鳞次比屋而居，屋宇精洁，花木萧疏，迥非尘境”;衣着打扮多以“淡雅朴素为主，不以鲜华绮丽为工”;“性嗜洁”，“爱闲静”，居所雅致，陈设整洁，烟熏缭绕，琴瑟俱全，并常常植有梅竹、梧桐等高雅的植物左右相伴;情趣高雅，或善画兰、画山水，或善鼓琴，或工小楷，知音识曲，文墨皆通，兰心蕙质。兰为花中君子，非飘逸脱俗之人难全其性情;琴乃君子之器，操琴通乐方显修身之德;小楷是正书之祖，书者全程保持心境平和最为难得。烟街柳巷，迎来送往之地，名妓们能葆有文人墨客都难以保证的雅趣情操，实属不易。

两相对比可以看出，士子与妓女虽同处风月之所，但生活态度迥然不同：士子们肆意挥霍生命的资本，活得奢靡甚至颓废;妓女们的生活则相对精致素雅，或许身不由己，却实实在在地活在自己的生活里，认真仔细地经营着自己的内心。

二、 交往初衷

随着士人生活的日益荒淫和名妓文化水平的逐渐提高，两个集团在交往中愈发重视感情层次乃至精神高度的沟通，甚至结为知音、伴侣，生命从此有了共同的轨迹，结局或悲或喜，都是后记，不过上溯其交往初衷，士人与名妓大多不同。

晚明士人寻花问柳，甚至沉迷酒色的原因相对较为复杂。其一，晚明时期，王阳明的心学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程朱理学，整个社会的秩序与心态都受到了很大影响，文人传统的“家国天下”的价值观被颠覆;加之商品经济高速发展，士人阶层的物欲、情欲乃至性欲，都在追求自己内心满足的道路上不断膨胀。其二，明末政治腐朽黑暗，君主昏聩无能，朝廷内部阉祸、党争不断，外有女真崛起，势逼中原;文人十年苦读，满腹诗书，却要被迫接受一片黑暗无光的政治，于是感到无限的失望与悲伤，索性逃去温柔乡里觅得暂时解脱。其三，接受纵欲思想的晚明士子自然忍受不了八股文对其思想的束缚，但又割舍不掉这考取功名的唯一途径，失望，无奈，悲愤，困惑，士子们有太多的情绪需要安慰，需要发泄。其四，秦淮佳丽艳名远播，士人们除了排遣忧愁，半数原因是为着寻花问柳，慕名而来，至于事态以后的发展，是一见倾心，还是有缘无分，是终成眷属，还是相忘江湖，不过都是见色起意、权衡利弊的结果。如余怀对李十娘兄女媚姐，便是因其“白皙”、“眉目如画”才“心爱之”;孙克威因之前求王月而不得，才经人介绍寻访葛嫩，一见钟情于其美貌，当夜定情。

相比之下，名妓结识士子的初衷则简单纯粹得多。一方面是自入娼门就背负的身不由己，逢场作戏是历代妓女必备的职业素养，在一段关系里，她们往往是被交往的对象，如李十娘被余怀打趣“不贞”时，曾哭诉说：“儿之不贞，命也！如何？”;另一方面，稍有名气地位的妓女选择交往对象方面会相对有一些自主权——只对“二三知己”“欢情自接”，她们“爱文人才上”，所认知己者，也多为有真才实学又能怜香惜玉的士人才子。只是生意虽多，佳客却少。

在交往初衷方面，士人虽受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影响更大，出发点也比妓女复杂得多，但多数情况下掌握着交往的主动权，妓女的交往选择尚且有限，很多时候就更谈不上发自内心的初衷了。

三、 婚恋态度

由于经济转型，传统理学观念被打破，晚明的士子和妓女在身体交易之外，也产生了婚恋关系。但这两个群体毕竟来自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不论士子如何不在乎礼教束缚，不论妓女多大胆追求感情自由，他们对于婚恋的态度注定不同。

将《板桥杂记》中的名妓与晚明士人的婚恋情况总结如上：如图1，共计名妓17人，被娶为亚妻者1人，纳为妾者13人，相恋而未果者3人，可见妓女被赎身后多数为妾。士人家中富贵，妻妾众多，妓女从良入门后也只是成群妻妾中的一员，大多难以一枝独秀，无法获得士人专一的爱情。士人对妓女宠多于爱，占有欲大于怜惜度;而妓女对士人也少有笔记小说中痴心的爱恋，大多是想赎下余生，于颠簸红尘中寻个依靠。当然也有两情相悦，真爱至上的例子，只是风尘中的纯情毕竟太少，难得善终。纵观他们的婚恋记录，士子与妓女的婚恋并不纯粹，这样的感情大多是各取所需的产物。

四、 贞操气节

就贞操气节而言，士子与妓女无法进行鲜明的比照。文人常骂“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可真面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时候，士人也有背信弃义之徒，如韩生在寇白门重病之时另觅新欢，负心忘义;妓女也有重情重义的侠义之辈，如寇白门受保国公金屋之宠，在保国公身陷囫囵时便出千金相救。面对异族入侵，国破家亡，士子虽读圣贤古训，受朝廷恩典，理应恪守为臣之道，守职殉节，但也有改头换面身侍新主的贰臣;妓女虽在身体上早早失了贞洁，并常因此为道学世俗所不耻，但乱世之中，屠刀之下，身份卑微的青楼女子也有不苟且偷生，尽显铮铮傲骨之人，讽刺的是，她们用生命诠释的民族大义，正是文人士子几千年来一直信奉的伦理道德，伦理道德容不下风尘女子，但她们却愿意为守护它付出死亡的代价。娶了顾媚的龚鼎孳官至尚书，却先事明朝，再事满清，满人得天下后，其夫人童氏不随宦京师，不受满清册封，被余怀评为“高尚”，说她“贤节过须眉男子多矣”以此来讽刺龚鼎孳不忠之举;名妓葛嫩虽出身青楼，但被叛军所获时，能大骂逆贼，抗节而死，并以此激励夫君慷慨赴死，其忠勇刚烈是很多食君之禄的士人大夫所不能企及。

综上，士大夫有杀身成仁，秦淮妓也有以身殉国，我们无法从人物数量或是惨烈程度来比较士人与妓女的贞节。但可以肯定的是，晚明秦淮妓女的气节贞操绝不逊色于当时的文人士子，她们或许并没受过传统道德的教育，或许早已不在乎身体上的贞洁与否，可她们捍卫民族大义之举却令士子侧目，她们的名字被历史记录下来，并与公卿大夫一起传至后世。

本文以《板桥杂记》为例，从生活方式、交往初衷、婚恋态度和贞操气节四个方面对比了晚明风月场上的士子和妓女，并对他们的价值观念进行重新分析。总体上，晚明士人受到社会变革影响，生活奢侈放荡，追求物欲享乐，去秦淮河畔寻花问柳，乃至沉迷酒色;遇到实在可心的妓女，也会干脆娶回家来继续享用，却少有真正的平等相待;王朝颠覆后不乏反清复明的仁人志士，却也有见风使舵的失节贰臣。晚明妓女的生活普遍素净优雅;她们偶有机会选择性情相投的风雅文人作为交往对象，但大多时候不得不逢场作戏，身不由己;她们会为脱离苦海委身为妾，与别人共享自己的夫君，希望遇到知己真爱，又往往难以长相厮守;她们早早抛却了皮肉的贞洁，却为坚守自己心中的道义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并在历史的尘埃最终落定后得到了士阶层的认可和尊敬。

通过比较晚明士与妓的价值观，我们可以发现，高贵与低贱的区别，贞节的失去和保全，并非以表面的身份地位决定，历史会给它们公正的答案。

附：《愿你道路漫长》里有一篇《前朝梦忆》，让我想起不久前读过的余怀的《板桥杂记》，于是写了这篇文章。余怀和张岱是同时代的世家子弟，明末后又都成了前朝遗民，所作之《板桥杂记》、《陶庵梦忆》同属遗民文学，所以令我有感而发。但我越写越偏，把范围缩到了对生活史、道德观的探讨，偏离了《前朝梦忆》中王朝兴废更迭的中心主旨，还有就是字儿有点多，请老师见谅！我下回一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