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即将结束，各年龄段学生也将迎来新学期。与此同时一些家长却感到压力不小。在他们眼里，教育成本越来越高，特别是优质的民办学校越来越“贵”，便是压力所在。记者调查发现，仅在杭州，年度学费接近或超过5万元的民办学校不在少数。而各类课外培训费亦高昂，但家长为“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大多只能“无奈接受”。作为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办教育有效增加了教育服务供给，推动了教育现代化。而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市场需求，民办教育越来越贵成为社会焦点。

家长质疑民办教育贵 有幼儿园四年学费需几十万

“我儿子明年上小学，户口不在杭州只能上民办。我心仪的学校一年学费近5万元，还不包括食宿费用。我不明白收费为什么这么高？”面对较高的学费，在杭州工作的张丽（化名）很是疑惑。

其所指的学校为一所新开办的民办外国语学校，而在杭州，此类现象已非个例。

杭州市物价局公示的2016年关于市区民办学校收费标准显示，年度学费接近或超过5万元不在少数。

如杭州市崇文实验学校新课程教育实验班公示学费为5万元/年，而杭州娃哈哈双语学校小学、初中部对外公示学费则为6万/年。

学费高昂也存在学前阶段。今年9月，新办的杭州市卫斯理幼儿园即将第一次招生，学费就高达7万元/年，工作人员称该价格两年后会涨到10万元/年。这意味着，若家长让其孩子在此就读，仅学前教育阶段就要花费28至40万元。

张丽说，民办教育的高收费超出了一般白领阶层的正常收入水平。以其为例，作为某事业单位的中层领导，其儿子光民办小学的学费即5万元，若加上其它课外补习费用，总花费接近其工资年收入。

据了解，2016年杭州市区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1174元。此背景下，有家长甚至认为民办教育正在变成“贵族教育”。

浙江省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林晓鸣认为：“杭州现在国际化后，老百姓对教育的需求不一样，有些家长以后要让孩子出国留学，这样公办学校不一定能满足需求，只能到市场去。”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章友德则指出，如今越来越多的家庭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在教育上，其中优质民办学校作为稀缺教育资源，受市场化配置的助推，其学费也就越来越高。

“有人说现在的民办教育收费已经超出一般老百姓能够承担的范围，这种说法并不全面。只能说在基础教育领域有一部分优质民办学校的收费水平超出了一般老百姓家庭的支付能力。”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秘书长王文源说。

他认为，对此问题，应该从这一类学校的功能定位角度考虑，向社会提供大众化的、有质量保证的、人人能接受的低收费或免费的基础教育服务，应该是公办学校的职能和义务。民办学校提供的应该是多样化的、选择性的教育服务。

新版《民促法》将实施 能否能为“教育贵”降温？

一些家长质疑“教育贵”的同时，也对将于9月1日实施的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民促法》）抱有期待。

新版《民促法》不仅删除此前“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的规定，还将民办学校分为营利性与非营利性两类，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必须为非营利性，这是否意味着民办教育贵现象会得到缓解？

浙江省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林晓鸣认为：“分类管理的宗旨并不是为了降低收费，而是根据两类不同的学校实行不同的扶持政策和监管措施。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按国家政策确定收费标准，可以有营利，但举办者不得分红，从这个角度说，在一定程度有利于抑制高收费的冲动。”

中国卫斯理国际教育联合创始人CEO高广志回应较高学费时说：“我们的教师团队是从美国、英国等地请来的国际化团队，饮食服务则由五星级酒店大厨提供，整个学校投入了巨大成本。”

“部分民办学校收费高主要建立在其办学成本高的基础上，每年该物价局会结合民办学校申报的学费及其实际办学成本进行核算，提供政府指导价。”杭州市物价局就民办教育贵现象回应。

民办教育的商品属性决定其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而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教育收费节节攀高，与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之间的“虹吸效应”亦有关联。

以2015年的数据为例，杭州排名前三的民办初中文澜中学、建兰中学和育才集团，分别有90.53%、86.12%和72.28%的毕业生考入杭州排名前九名的高中；而同样排名靠前的公办中学江南实验中学、安吉路实验学校和杭十三中学，分别只有大于36.31%，不足28.35%和25.20%的毕业生考入杭州排名前九名的高中。

专家为健康发展“出招” 均衡教育资源是关键

面对民办教育公益性的定性与民办学校收费年年攀高的矛盾，教育专家针对“病根”开了“药方”。

浙江省教育评估院职成教评估所所长王向东认为，缓解民办教育贵不应遏制供给，反而要扩大供给，同时扩大民办教育的类型，进行民办教育的“供给侧改革”。

章友德认为，无论是优质的民办教育还是优质的公办教育，都是稀缺资源，家长要有心理预期，让孩子享受一流的教育要付出与之相应的教育经费。

“应该把幼儿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让所有孩子从幼儿园阶段开始就接受均等化的教育，有统一均衡的质量保障。”章友德认为，将幼儿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可以会极大缓解当下家长们的教育压力，而这一提议则由来已久。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中山纪念中学原校长贺优琳就曾建言应将幼儿园纳入公立教育，“我们如今的GDP总量67.7万亿，多做三年义务教育没有问题。”

教育部曾就此回应称，义务教育是由《义务教育法》来规定的，如果将来有什么变化，立法最后要由全国人大完成。这一回应给社会留下期望空间。

浙江省民办教育协会一位不愿具名的负责人就新版民促法如何在浙江落地，促进浙江民办教育健康发展建议称，政府要推出差别化的扶持政策，财政也应加大对非营利性学校的扶持力度，切实落实民办学校的招生自主权和收费自主权，平衡民办教师和公办教师的待遇，该民办学校承担的要承担到位，该政府承担的要承担起来，以此为家长日益沉重的教育负担“松绑”，也让分类管理后义务教育阶段非营利性的民办学校得以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