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所有的家长认同他这种“学完”的标准。据澎湃新闻报道，张芙蓉的孩子抱着三年读完初中、报考西安交大的少年班的目标，在四年级转入圣童私塾。“除了能多识字，什么都不会，考不上高中。”

报道称，张芙蓉称私塾里并没开设物理化学的课，她只得在外花钱给儿子补习。去年考高中，她的儿子加起来只考了200多分，不得不重回商丘一中读初中。

张民弢则辩解：“他考不好的科目都是在外面补课的，我教的语文分数最高，现在家长反而怪罪起我来了。”他后悔将家长的联系方式告诉记者，觉得成了学校招生的反面例子。

张民弢办的私塾

“假履历”和生意经

矛盾是张民弢最大的特点。一方面，他表现出开放的态度，认为自己“有争议是正常的”，另一方面，他几乎把每一篇正面的报道、甚至网友的评论罗列出来，贴在私塾的网站上，而对于持质疑态度的网友，张民弢一笑而过，“看了几千条反对的意见，没一条有意义。”

他对自己以往的经历讳莫如深。媒体整理出至少四种不同版本的身份：一种版本中，他说自己先学哲学，后转到教育系，大学没毕业受到“政治迫害”前往香港，后来又因思乡心切而回乡办学。

此外，多家媒体还曝出他的其它身份，包括“河南大学哲学系破格录取”、“北大中文信息处理专业硕博连读”、“谷歌中国破格聘请的汉语研究员”等。

《新京报》曾在报道中提到另一个版本：1994年入读开封职工大学计算机财会专业，1997年获得大专毕业证。做过仪表推销员、期货、保险经纪人。2002年到2004年在北大蹭语言学专业研究生课，2006年在北京语言大学蹭计算语言学课。

对于这份履历，张民弢既没承认，也没否认，只是说，“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你按照你能证实的写”。但他承认考过两三次研究生，都没考上。

他还自称发明防近视眼镜并申请专利，但被发现是套用别人的专利号。这项“发明”后来被写在了张易文报考交大少年班的表格中，变成了张易文的发明。

在那张报名表上，初一初二的成绩均为空白，而初三的成绩都是90分以上，年级排名第一。“都是乱填的”，张民弢觉得，这不过是一纸报名表，不需要认真填。

然而事实上，张易文尚未走到考试那一步。张民弢称，有一位听上去像学生的人给他打电话，拒绝了孩子的报考申请，“理由是孩子太小了”。

但这一切都随着张易文考上大专，变得不再重要。

9月23日，来自山东德州的于女士一家来到商丘，为5岁的儿子考察张民弢的私塾。

一年前，于女士跟张民弢在济南相识，那是几所美国学校在中国的选拔考试，于女士的大儿子参加了选拔赛，而张民弢和妻子则带着张易文去见识见识。

“所有的孩子中属她最小。”张易文谈吐大方，给于女士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就跟张民弢互相留了微信，这一年来，她成天看张民弢在微信上发各种育儿经，终于，最近这一条吸引了她：十岁女孩上了大学。

实际上，张易文告诉记者，语文数学各150，综合三百分，“就是考你朋友要跟你分别，你怎么跟他说话啊，美国现任总统是谁之类的问题”。

这比在集训班学的内容简单多了。上了四个月集训班，是张易文10年来唯一一段感觉有压力的日子。最难的是化学，她记不住那些方程式。但最终，这些科目都没考。

“前十年就是院子里跑马。”张民弢这样比喻他对女儿的教育，在他看来，最大的意义，是为女儿争取了比别人更多的时间。

这也是于女士赞同他的地方，她觉得12年学制太长。“能不能一年学完两三年的内容，哪怕回去上五年级，甚至三年级，至少能腾出几年来，我想带他玩一玩。”

张民弢给于女士开出了4万8的学费。现在的学生中，走读生学费一年不到3万。随着私塾里几个孩子到了进学校的年纪，有可能去小学上课，为了维持开支平衡，他只能提高学费。

张民弢保证，如果孩子留下来，他就带在身边，和自己儿子一起教育。但于女士下不了决心，“环境实在差了点”。为了打消于女士的顾虑，他还专门让妻子把在对街书店看书的孩子叫回来，现场检验下学习成果。儿子回来了，但女儿易文没跟回来，相较于在家长面前展示，她更愿意呆在书店里看书。

9月24日，张易文返校后，因为没有手机玩，去了学校的图书馆

“于连”的野心和梦碎

“你是博士吗？”谈话过程中，于女士随口问了一句，张民弢没吭声。

学历是他难以解释和释怀的痛，每次被提及，他总是闪烁其辞，实在绕不过的，干脆闭口不言。在深一度记者的追问下，他承认自己履历中有杜撰的成分，却说“这都是媒体采访我朋友时，他们杜撰的。”后来又解释，履历中杜撰的部分，只是为了生存需要，不得已而为之。

他还记得2013年，他刚开始办培训班那会儿，家长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什么学历的”，学历不高，就招不到学生。

那是他办学最窘迫的时候。一学期一千块都没人来。他只能不断地给履历增加砝码，“家长不认你的才学，他们只认学历。”

他将这失意归因于体制问题和个人的清高——“要是不苟且，大概活得会更顺利一些。”

他相信自己有真才实学，怀着一种悲壮的、自我感动式的激愤来描述自己的怀才不遇——“辜负胸中万卷书”，他在博客中写道。

他向记者提起一件往事：在北大蹭课时，他上过一门类似“语言学比较”的课程，“老师问大家，为什么选择这门课，有的说是陪对象来的，有的说学分好修，反正没有一个是真正想学这门课的。” 这种学习的态度让他不满，在朋友圈里他写道，“蹭课生可以开研究所，正经北大生只能去卖猪肉”。

研究所终究没开成，研究了多年人工智能语言，也没获得学术界的认可。结婚之后，他和妻子定居商丘，女儿出生后，他再没提起科研。“我一辈子最有创造性思维的年纪，就是二十来岁。”

或许正是这样的往昔，让他格外有紧迫感。让他觉得“读博到了30岁，就要结婚生子，一个女孩子一事无成”。

但他又觉得，“读不到博士，不算人才”，他希望女儿能顺着既定道路走下去，延续自己的科研生命。于是他给女儿规划：三年后大专毕业，继续在商丘读专升本，15岁本科毕业读研究生，“如果到时候能拿全奖，我不反对她出去读书”，然后一路读到博士。

在朋友圈，他难掩对中国教育的不屑：“通过高考上个大专比自考容易，早学专业更容易有造诣，然后争取拿全奖到美国读研或读博，然后技术移民，然后中国的大学就会哈巴狗似的请您回来做专家了”

他把自己比作小说《红与黑》中的于连，“当然，于连那种取得成功的途径我是不认同的，我只是出身跟他一样。”他强调。未完成逆袭，使得他身上有着强烈的阶层归属感，他在朋友圈里发布信息：以后我找女婿或儿媳妇，必须是20岁以前拿到博士学位，信奉儒家思想的贫穷家的孩子。

“我家孩子是要20岁以前拿博士学位的，找对象也不能比咱们差。”他说，“至于（为什么）必须是穷人家的孩子，是我感觉那些有钱家的孩子都有一些坏毛病，不会奋斗，不节俭。”

儒家思想是他的底线和出发点。对于儒家思想价值观的贯彻，甚至强烈过了科研的重要性，他告诉记者，如果易文在学习过程中找到其他兴趣，“可以不搞科研，但思想上一定要信奉儒家。”

“（他）有点像个酸秀才，女儿还是不错的。”一位家长这样评价。

张民弢把自己比作小说《红与黑》中的于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