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各行业社会地位与收入差距很小，当白领与蓝领收入没有太大差距，社会保障制度极其完善，我们的家长肯定不会如此焦虑，也不会功利地去算计上什么学校，从事什么工作。孩子的负担必然能大幅度下降。

这个样板就是芬兰。近年在中国搞教育研究与改革不讲芬兰几乎就是落伍，但我对此表示质疑。芬兰的很多教育理念的确不同，非常理想，但这种教育理念是与其社会理念一致的，也是与其社会发展水平与保障制度关联的。芬兰2016年人均GDP排世界第17名，而中国排74名。在这个高福利国家，上班的人与不上班的人收入差距不大，如果你病了，工资一分不少，直到你病愈上班。在这种背景下，芬兰老百姓的教育追求与教育理念必然不太容易功利。

但回过头来说，这是一个教育问题吗？社会分层加大，收入悬殊，不同的出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进入的行业与层次，于是家长就拼命加码。这并不是教育造成的，教育恰恰成了背锅者，大家都试图通过教育赢得竞争的第一关，通过教育赢得未来社会竞争，说穿了，这样的盲目追求，无关教育了。

因此，减负与应试教育几乎一样，表面上是在和很多家长斗智斗勇，实际上是在阻击功利教育理念、思想，阻击功利的教育竞争。从本质上讲，这是在试图用一个教育手段调整解决诸多庞杂的社会问题，受到批评也在所难免。

不可否认的是，收入与社会地位的悬殊，让家长对孩子未来发展更为焦虑，最后投射聚焦到教育上，投射到择校上，最后就变为负担。

中小学生负担的重灾区为什么在小学

在减负的问题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社会现象，家长一边反对负担，一边又反对减负。

2009年年初，在制定教育中长期规划纲要的一次重要座谈会上，一位小学六年级的家长谈到女儿因为过重的学习负担，休息都无法保证时，泪水潸然而下。她的女儿同时上六七个辅导班，的确辛苦。我问这位家长，这些辅导班有哪个是学校要求报的，有哪些是你自己报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这位超级妈妈自己给孩子报的。

家长们一方面抱怨负担重，一方面基于过高的期望，不断给孩子加负担。辅导班一面在广告中大讲提分、补课;一面又说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分裂的口号不少。这是中国的现实，也是中国教育需要面对的窘境，也是我们的减负政策不断被翻烙饼说来说去的原因之一。

在减负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泛化减负做法，引起家长反弹。

在减负的治理过程中，因为认知的偏差以及其他原因，导致一些减负措施出现一些偏差，客观上增加了负担，也容易招致家长的反对。

考试就是其中之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考试与试题的难易程度直接与负担挂起了钩，一旦说考试，认为就是加负担，因此考试被尽可能取消，升学考试的取消，带来的反而可能是更沉重的学习负担。

种坑班、各种特长班、各种竞赛班，比比皆是，无形中增添了更多的负担。最近教育部下发通知，明确要求到2020年取消所有特长招生，就是一个针对性的措施，剑指各种特长培训班。反观高中，就只有一个高考考试，孩子们不必上这么多的辅导班，负担反而是相对少的。

一味要求降低选拔性考试的难度不可取

考试被扣上负担的代名词，很多基本的评测也被停止，在教育基层，对老师的教学质量也失去了一个基本的评价手段（我们不能要求人人都是教育家，用全面评价替代），客观上也导致农村基层教师的松懈、混日子，教育治理下滑，也带来了负面声音。

考试的难易程度本来和负担没有直接关系，但也被纳入了减负的选项。一味要求降低试题难度，尤其是选拔性考试不断模式化、水平化，简单化，这些表面上的减负措施，在现实中，恰恰可能成为推动应试教育的重要推手，进而推动了负担的增加。

反而是高考，我们很难看到哪个培训机构做到了一家独大。

当考试无法通过简单机械刷题获得成绩时，就是最大的成功，就是最大的减负，无试可应实际上才是最大的减负，而不是简单。

减负也要避免陷入“拉美化”陷阱，不能以低标准的学校教育，作为减负的标杆。

近几十年的教育治理上，我们很多专家动辄讲英美的教育如何轻松，也爱以此给中国下指导题。

先不说美国最优秀的精英多数是以私立学校为主培养的，私立学校里的高标准严要求，即便是要求比较宽松的美国公办学校，也普遍存在“天才班”，就是给那些优秀的学生以不同的发展空间。更重要的是，近几十年，历任美国总统对过度强调轻松但质量每况愈下的公办教育都进行了无情的否定。小布什当政时，对公办学校采取的整治措施就是评测，通过对学生的成绩评测，来决定对公办学校的拨款多少。奥巴马公开抨击说：每年有100万高中生辍学，美国学生在数学等科目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如果这就是美国教育的未来，我不会接受！奥巴马政府在呼吁晚放学1小时的同时，为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力推政府资助的特许学校建设，让学生家长有更多选择权。特朗普上台前对公办中小学更是给与了无情否定，上台伊始就聘请德沃斯出任教育部部长，而这位颇有争议的部长主张的就是教育券政策：把钱给家长，让他们用脚投票。

当我们激烈批判我们的奥数的同时，英国却聘请中国的数学教师到英国传经送宝。卡梅伦首相在卸任前公开激烈地批判那些认为可以用计算器替代而没有必要学习中国背乘法表的言论，呼吁英国教育界多些虎妈精神。

因此，在减负时，我们同样也要注意，不应该追求绝对的轻松，没有负担，更不应该把英美等国已证明错误的做法，或正在纠正反省的做法，作为我们减负的样本。

一个日本朋友曾愤愤地谈到日本的减负。上初一的孩子英语得了满分，本来满心欢喜，结果一看试题他气得七窍生烟：26个字母大小写对了就是100分。复旦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陆一老师在谈到日本减负30年的后果时，也谈到了这一怪现象：学生负担增加，家长负担也增加，尤其是经济负担大幅度增加。更重要的，日本减负的一个重要恶果是国退民进，私立学校兴起。30年前，给东京大学提供生源的前20所中学，17个是公立的，3个是私立的。但是减负30年后，这一数字完全颠倒过来，只有3所是公立的。

在过度强调公办保基本，一刀切减负等各种不当教育治理措施的指挥下，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了类似国退民进现象，最好的中小学已经开始以私立学校为主。这值得我们高度警醒，也是和我们国家的社会性质背离的。

减负错了吗 应该怎样减才合理

此次反弹，多多少少也反映了老百姓对学校教育质量在减负的背景下下降的担忧。

减负错了吗？区别化减负、精准化减负，是化解对减负误解、化解家长反对的有效途径。

很多人反对政府减负，认为减负本就是错误的伪命题，是干预家长与学生的基本权利。

但是，减负首先强调的是减去多余的负担，不是不让多学。减负是希望全面成长，减去那些重复训练等不应该有的负担。政府，必须承担一个政府的责任——我们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教育？我们应该引导孩子与家长走什么样的成长道路？各级政府是永远需要有作为的。这也是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常抓不懈的根本原因，而不是不管，任由发展。

减负的精神我们需要坚持，但在诸多的反对声中，我们的确需要思考如何减负。

首先，我们需要区别化减负，支持合理的诉求，比如有更远大追求的，无论出发点如何，我们需要承认这种现实的需要，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在学校教育体系内最大程度去满足，而不是处处算计，一刀切必须减下来，必须轻松快乐，因为这本就不是他们所想要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需要考虑如何提高教师水平，提高学校教育治理水平作为最基本的减负措施。

减负的关键，是减去那些不合理的。比如对辅导班的此次治理，其中关键之一就是禁止提前教、提前学，同时要求学校不得非零起点教学，就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思路。把不想多学，不想提前学，却被裹挟的家长，学生的负担减下来，这就是一次精准减负。再比如在升学考试上取消特长生招生，禁止举办一些学科竞赛等一系列新政，实际就是剑指各类培训班，颇有精准化打击的意味。这是值得肯定的。

在减负问题上，我们更需要拿出长远的计划，下决心解决一个根子问题——家长的问题，一个是教育观念的问题，尤其是功利化的教育观念，一个是过高的期望问题。

这有一个恰当定位的问题。过去还有考大学的顾虑，在大学马上普及化的时代，家长又提出要上更好的大学，上北大清华。有追求固然好，但我们需要有清醒清楚的定位。每年在参加高考的940万名考生中，清华北大只招7000余人。但很多家长仍然盲目地向这个方向前进，负担加上去了，但结果却永远得不到。

当然，观念问题任重道远，也不仅是我们教化的问题，也需要社会本身的进步，社会阶层分化缩小，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等基本面得到解决，才能化解家长根本性的焦虑。看看过去20年，放眼未来中国发展，其实大可不必紧张。我们可以预期中国未来的发展，就不应该有太多担忧。

此次舆论在减负上的反对声，是一次很好的机会，提醒我们哪些地方还做得不好，不该减的减了，或者做法不对，不减反增了，招致反对，及时调整我们采取的一些形式化的、一刀切式的减负做法，推进更多理性的区别化、精准化减负，相信会得到老百姓的赞同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