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截断众流的气势和万物更始的豪迈让在场者震撼莫名。10月1日当天，周恩来对参加开国大典的丁玲和夏衍说：“你们得描写这个场面。”两位妙笔生花的文学家不约而同地回答：“语言太不够，太无力了。”一个多月后，诗人胡风以《时间开始了》命名他的长诗，以凸显本无始无终的时间长河中这一刻的无与伦比。

开天辟地，时间开始。然而，新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具有二十多年局部执政经验，尤其重要的是，经过长期争论和着力建构，它已拥有相当成熟的意识形态。此时，对于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于中国近代史，革命领袖有纲领性论述，党内史学家也已经初步建立了崭新的叙述框架。新中国成立之后，历史学界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对“旧史家”进行思想改造，把历史认识统一到唯物史观上来，与此同时，尽快完善中国近代史体系，并贯穿于教育和研究工作。

一、“ 文革”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70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49—1965年的初创阶段，期间政治运动不断，学术潮流多变，但学术建树仍令人瞩目，主要是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体系，开展了系统规范的资料整理工作，若干专题研究成绩突出。1966—1976年为停滞时期。“文革”是中国文化的浩劫，从引发到深渊，步步由“历史问题”推进。历史完全沦为政治的工具，历史学遭受重创，命悬一线。1977年之后，随着国家整体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一）

建国初期中国近代史学界概况

1.史学家

建国初期的史学家，总体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革命史家，另一部分是职业史家。

革命史家首先是革命者，然后才是史学家，历史是他们进行革命斗争的工具。美国学者德里克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家来说，历史既不是一种消遣，也不仅是一项学术事业；而是具有明显的功能性和实践性”。革命史家最显著的特征是以唯物史观 为理论指导，以革命领袖的相关论述为基本依据。唯物史观的内涵在近代中国经过复杂的演变，最后形成两个核心：一是“承认有阶级的社会底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二是“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中共革命领袖毛泽东在1938—1940年间发表了多篇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主要矛盾、革命的领导者、革命对象、革命道路、革命目标等问题。他指出，1840年之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中国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革命史家以此为据，确立了历史叙述的框架。

职业史家的研究动机主要是专业诉求和知识兴趣，他们在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任职，研究方法注重实证。但这并不意味着职业史家没有现实关怀，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是否接受唯物史观也不是划分新旧史家的标准——有些并不属于革命阵营的史家，也接受或部分接受唯物史观并运用于研究工作。

经过持续不断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到1960年代初，这两部分史学家已经比较充分地融合在一起，1949年前后进入近代史领域的年轻学者也成长起来。1961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曾经整理过一份《关于近代史研究机构、人员、出版和学术活动的材料》，为我们分析“文革”前中国近代史学界基本状况提供了重要参考。

这份材料分析了“目前近代史研究人员的状况”，将相关学者分为资深学者和年轻学者。“资深学者”指“从事研究工作时间较长，有一定成就”的学者，列出 20 人名单。 这 20 人又分为两类，一类为“解放前即已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出版有专门著述的”，包括陈伯达、胡乔木、范文澜、田家英、胡绳、黎澍、刘大年、何干之、叶蠖生、李新、胡华、廖盖隆，共12人；一类为“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区研究近代史有专门、目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续进行研究工作的”，有邵循正、罗尔纲、严中平、李平心、谢兴尧、蔡尚思、陈锡琪、王栻 8 人。

前一类的12个人全部是中共党员。1949年前，除胡绳、黎澍两人一直在国统区 活动之外，其余全部在延安或周边根据地工作。名单中的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长 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他们的著作有些可以纳入史学范畴（如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但基本属于政论性作品；在1960年代当时，难以把他们归为史家。后一类的8个人，1949年后的研究在选题和指导思想上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其中蔡尚思1953年加入中共，罗尔纲1958年入党，李平心曾于1927年入党，1930年失去组织关系。他于193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和1940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史初编》，被认为是用唯物史观阐述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著作。

1949年前后进入近代史研究领域，到1960年代渐露头角的年轻学者，这份档案列出了30 人：缪楚黄、戴逸、陈旭麓、丁名楠、林增平、李时岳、胡绳武、金冲及、祁龙威、陈庆华、章开沅、余绳武、牟安世、汤志钧、江地、胡滨、鲍正鹄、夏东元、徐仑、毛健予、史筠、汪伯岩、孙守任、丁守和、钱宏、魏宏运、彭明、李龙牧、刘立凯、王仁忱。 这些学者后来大多成为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少数沉没无闻。

2.学术机构

为加强历史研究，中央和各地陆续建立了若干研究机构。1950年5月1日，中国科学院设立了近代史研究所，这是该院设立的第一个历史学研究所，也是第一批哲学 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所之一。中国史学传统“厚古薄今”，当代人治当代史不被认可。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在史学领域只有历史语言研究所，该所未将近代史列入研究范围。后来台北的近代史研究所在设置过程中阻碍重重，直到1955年才成立筹备处，1965年才正式设所。两相对照，更显中共高层对近代历史资源的高度重视。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在第一届的64位学部委员中，历史学家独占鳌头，多达21位，其中多人为中国近代史学者。

解放初期，史学界规模很小。1953年，全国高等院校历史系共有教师260余人，研究生约 200 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和考古所共有研究人员 30 余人，其他宣传和教育机构还有一部分非专业的历史研究者。到1960年代初，人数大为增加。据近代史所档案，1960年该所共有研究人员61人，其中高级研究员20人，中级研究员16人，初级研究员23人，另有编辑8人。除中国科学院相继建立近代史所、考古所、历史所之外，上海、湖南、河北、山东、内蒙古等地也陆续设立了历史研究所，广东、湖北、河南等地设立了社会科学研究所，这些机构都内设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部门。黑龙江和陕西设有党史研究所。1960年，上述地方研究机构共有研究人员121人（包括部分兼职人员），其中高级研究员15人，中级研究员 36人，初级研究员 70人。全国各地高等院 校共设有66个近代史教研组，共有教师563人；其中教授、副教授56人，讲师120人， 教员 27 人，助教 360 人。

3.学会和期刊

由专业研究人员组成的学术团体推动学术发展，是现代学术体系的要件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团体，对国家的从属性强，且数量少。1949年7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在北平成立，郭沫若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任副主席。1951 年 7 月 28 日，中国史学会成立，这是中国史学界最重要的学术团体。

与现今各类专业期刊和综合性期刊林林总总的情况不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期刊的数量屈指可数。不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意识形态的建构中，史学具有重要地位，与其他学科相比，那时史学杂志的数量已不算少。1951年创刊的史学期刊有《新史学通讯》（《史学月刊》的前身）、《文史哲》和《历史教学》；《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 《史学集刊》创刊于1956年，《安徽史学》的前身《安徽史学通讯》创刊于1957年，《史学史研究》创刊于1961 年，《中华文史论丛》创刊于1962 年。在这些期刊中，《历史 研究》是史学研究的引领者，也是开展学术争鸣的主要场所，影响力超出史学界也超 出学术界。综合性期刊如《学术研究》《江海学刊》《江汉学报》《新建设》，以及各重 要大学的学报经常登载近代史研究论文。除期刊外，报纸尤其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汇报》的史学版或学术版，也是发表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

（二）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

1949前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面貌全然不同。1949年后，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革命史学由边缘走向中心，由异端变为正统，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便全面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支配地位。

1951 年 2 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近两年来，随着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全国 学术界已经开始自己的革命。这个学术界革命开端的特点，就是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从根底和极大规模地破坏了历史的唯心论和历史的神秘主义。” 7月28日中国史学会成立，郭沫若会长在致辞中称，新中国史学界“在统一的组织领导与集体努力之下，已为今后的史学建设工作摸索出了一个方向”，即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由个人研究转向集体研究，由名山事业转向群众事业，由贵古贱今转向注重研究近代史……。 长期在大学和专业研究机构从事史学研究的职业史家，或主动或被动、或真诚或应付 的进入思想改造过程，像陈寅恪那样置身潮流之外的著名学者只是个例。兹以“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区研究近代史有专门、目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续进行研究工作的” 8 位史家在1950 年代发表的文章为例，说明马克思主义指导确立之迅捷。邵循正：《一九○五年四月中国工人反抗帝国主义资本家的斗争》《一八四五年洋布畅销 对闽南土布江浙棉布的影响》《辛亥革命前五十年间外国侵略者和中国买办化军阀官 僚势力的关系》；罗尔纲此时发表的文章仍以考据为特征，但选题可见时代性，如《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的问题》及两篇续文《“李秀成自传原稿”所记向太平天国提出平分中国阴谋外交的侵略者和时间的笺证》《浙东起义佃农参加太平天国》；严中平：《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前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及续篇《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上下篇；陈锡祺：《胡适反动历史观点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毒 害》《辛亥 3 月 29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役》。目前在“中国知网”搜索不到李平心、 谢兴尧、蔡尚思、王栻 4 人发表于 1949—1960 年间的史学论文。

唯物史观迅速而全面地确立主导地位，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唯物史观本身的学术价值。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西方历史脉络中的进步思想，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经济因素的强调，对普通民众的同情，对草根英雄的崇敬，对阶级斗争的揭示，引领了19世纪的时代主潮，对后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包括年鉴学派）产生了巨大影响。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研究，真正开始校正梁启超在《新史学》中痛批的“中国之旧史”之“四蔽”：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德里克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比其时任何一种历史理论更甚地将社会置于历史研究的中心，并断定那些与经济活动最直接相关的社会要素的逻辑优先性。这种历史观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与此前历史观根本不同的对历史现象与历史变革动力的相互关系的看法”。所以，“尽管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学术上存在着应受责难的瑕疵，尽管他们经常是在粗糙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贡献却是持久的”。 正因如此，加之对新政权作风和施政的总体认可，建国初期职业史家接受唯物史观之心态虽然不 一，但并非完全出于被动无奈，这是可以肯定的。

第二，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强制。以马克思主义占领史学阵地不但不是一道多选题，这道单选题还需要立即交出答卷，不存在犹豫彷徨的空间。1949年之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多数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史学界自然不能例外。对各种运动做一个大致梳理，便可看出其密集性与压力的与日俱增：1950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运动；1951—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4—1955年，从批判俞平 伯《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转向声势浩大的批判胡适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1958年，“拔白旗、插红旗”的“史学革命”运动；1959 年，反右倾运动；1960 年，批 判尚钺“修正主义史学思想”运动；1962年，以批判小说《刘志丹》拉开思想文化领域 大批判的序幕，以呼应“阶级立场年年讲，月月讲” ；1963年后，批判“历史主义”，1965年“历史主义”被扣上“资产阶级历史主义”帽子，1966年初升级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史学思想”，进入“文革”后则指其“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历史主义” 的代表人物翦伯赞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这期间也曾出现过三次短暂的舒缓： 1956年提出的“双百方针”，号召知识分子“向现代科学进军”；1959年反思“史学革命”，作出若干修正；1961年重申“双百方针”，提倡“三不主义”。 只可惜这三次纠偏 时间太短，效果有限。历史问题的争论仍陷于“翻烧饼”式的重复，对学术建设未起到积极作用。1977年以前的总趋势是，史学研究与现实政治形成直接对应；“阶级斗争 一路强化” 。

这些政治运动造成的伤害当然不能归咎于马克思主义，恰恰相反，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恶果。但是，这些运动都是在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进行的，史学批判的对象都被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的对立面。在如此政治高压下，接受或至少表面上接受唯物史观成为史学家的不二选择。

第三，新旧史家有相当程度的学术共识。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对史料的重视上。有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史家称为“史观派”，把职业史家称为“史料派”，这一划分有一定道 理，但无论哪类史家都有史观，而二者对史料的态度也颇有共识。在中国悠久的史学传承中，“致用”和“求真”各成传统，相辅相成。史学固然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春秋大义和资治通鉴，秉笔直书乃至不惜献出生命的“太史简、董孤笔”则是史官的人格象征。重视史实考辨的学术传统到清代的乾嘉学派达到高峰，其精致方法和高超技术让后辈高山仰止。近代以来，西方科学史学传入中国，与中国史学传统相互接引，对史料尤其是一手资料的要求成为史学首要的“学术纪律”。胡 适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罗家伦认为“历史研究法只是史料研究法”，提倡“和猎狗似的去寻材料”，认为如果不先编订“各部分的史料丛书几百种”而贸然着手近代史著述，则将如“建筑华厦于流沙之上，或是用纸壳子来糊成房子，风雨一来，全部崩溃”。傅斯年则提出口号式的“史学即是史料学”，“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论者认为，这种以校勘、训诂为本的文献材料整理术和以内外考证为主的史料审定术甚至对及时引进国外新史学方法形成了阻碍。

革命史家中的领军人物原是旧史学的翘楚。郭沫若是大名鼎鼎的“甲骨四堂”之 一；范文澜受过严格的经学训练，年轻时身与“整理国故运动”，作为革命史家，他给近代史所留下的主要精神遗产却是传统意味浓重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刘大年最后的长篇大论是《论近代经学》。这些革命史家具有良好的史学专业训 练，熟练掌握治史方法，在革命年代，他们首先是革命者，经常需要“借史说事”，类比和影射是他们的斗争方式，因而其历史叙述不能充分客观持平。对此，革命史家在建国初期有所反思，并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范文澜在修订《中国通史简编》的过程中，严格检查了原版中的简单比附、借古说今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对统治阶级不再一概骂 倒，而是实事求是地肯定了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做出的贡献。翦伯赞在抗战期间写了大量影射、抨击国民党的文章，他反思道：“这样以古喻今的办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 由此可见，革命史家同样有学术化的自我期待和要求。

职业史家向唯物史观的靠拢和革命史家对“理论先行”“目的第一”有所反思，当然谈不上“相向而行”，但确实表明二者在历史学的基本要求方面存在相当的共识。这也是主张史学研究应“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经受多年批判，仍不能彻底“批倒批臭”的原因，是“史论关系”长期争而未决的原因，也是“文革”结束后史学界得以快速 “拨乱反正”的内在依托。

（三）

建中国近代史基本叙述框架的建构

分科治学、学科细分是现代学术的特点，但历史学有“综合”“贯通”的内在要求， 革命史家更首重历史的整体框架建构。革命史学对近代史阐述体系的建构从延安时 期即已开始。范文澜于194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以丰富的史料，生动而又严谨的笔触”解释了毛泽东提出的“两个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典范之作。但范著为个人撰著，编著过程中存在时间紧迫和史料难得的困难，读者对象又主要为干部，体例也一时难以完备，不能完全适应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情况。新政权建立之初，确立中国近代史的统一叙述框架，尤其是依此编纂近代史教科书教育年轻 一代，是事之必然。

1954年，胡绳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提出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第一，中国近代史开端于1840年鸦片战争； 第二，中国近代史下限为1919年五四运动；第三，这80年历史以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为主线。这篇文章引发了为期三年的“中 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不过，胡绳在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即是最后的结论。

1.中国近代史开端于1840年鸦片战争

以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自有近代史论著出版以来，就是广为接受的时间分期。1920年代出版的李泰棻《新著中国近百年史》和孟世杰《中国最近世史》，均以1840年作为“近百年史”或“最近世史”的开端。到1930年代，鸦片战争开端说影响渐广，而且这一观点为持革命史观和持现代化史观的学者所共享，可见民族主义议题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优先性。

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不仅是学界的共识，而且经革命领袖认定，事实上也没有讨论空间。毛泽东说：“自从1840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撰写的碑文也明确说“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因此，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教材编写组组长的胡绳在上引文章中把这一点作为既定前提。刘大年也说：“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 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最为重要的政治史）以鸦片战争为划分标志，是对历史大变动节点的正确把握，在学术上完全站得住，至今仍是最为广泛接受的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代史 分期点。

2.以 1919年五四运动为中国近代史下限

直到进入21世纪前后，近代史学界才将“下限”定在1949 年。然而，在 1949 年之前，绝大多数学者都将“近代”的论述止于自己生活的当下。如范文澜在延安著作中国近代史，尽管最终只写到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但这只是计划中的“上编第一分册”（该册原拟写至 1905 年），“上编”的时间范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显然，下编是五四运动之后的历史。20世纪前半期的诸多“近百年史”著作，都以身处时代为下限。

胡绳在文章中提及近代史下限时略做了说明。他说：“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力量的配备到了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起了一个大的变化。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自觉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这就给中国革命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从此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把中国现代史和中国近代史划分开来，就是以这点为根据。”

与鸦片战争开端说建立在学者共识基础上并有革命领袖加持不同，1919年下限说其实和者盖寡。毛泽东的相关论述把五四运动作为新旧民主革命的分界，未及近代史下限问题。因此，胡绳的下限说稍后引起多位学者讨论。林敦奎主张从社会性质角度将近代史下限延至1949年，荣孟源等人很快表示赞同。范文澜虽一度按1919年下限谈论近代史问题，后又开始强调1840—1949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及民族民主革命性质并未改变。李新、陈旭麓等学者均撰文支持1949年下限说。1940年代后埋首史料整理的近代史所老辈学者金毓黻，同样倾向于将1840—1949年视为一个整体。刘大年也明确支持以1949年为近代史下限。 1949 年下限说虽为学界主流 意见，但是以1919 年界分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主张，却通过历史教科书及高校学科 建制体制化。此中原因，除了此说提倡者胡绳在党内和在历史教科书编写中的重要地 位之外，还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近代史学科刚刚建立，学者的学术兴趣和学术专长还大 致在晚清，对1919年之后的历史研究刚刚起步，且集中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从政治上说，许多历史当事人还健在，两岸处于敌对状态，对1919年后的历史做自由的 学术研究，在政治上有碍难之处。

这一分歧，直到胡绳本人接受1949年下限说、历史教科书将此定型方告终结。1981年，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中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30周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正式认可了1949 年下限说。此后，陆续出现了以1949年为下限的中国近代史 论著。进入21世纪后出版的重要通史著作尤其是高校教材，均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定在1949 年。

3.以“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

这一点实际上是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所讨论的全部问题。他的建议是把1840—1919年之间的中国近代史划分为7个阶段：1940—1850、1951—1864、1864—1895、1895—1900、1901—1905、1905—1912、1912—1919。分期的依据是“用阶级斗争为标志”，围绕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叙述历史（后来概括为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主线的近代史书写）。胡绳的文章引起众多讨论，总共发表了近百篇文章 。以 1960 年“ 全国近代史研究和 教学人员共759人，其中高级人员97人，中级人员200人，初级人员462人”的近代史学人规模考量，学者的参与度可谓相当之高。

胡绳的分期标准是“阶级斗争”状况，这一观点得到戴逸、章开沅、荣孟源、王仁忱、姚薇元等人的认同。范文澜、孙守仁则主张以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变化为分期 标准。金冲及又提出应将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作为分期依据，他提出将近代史分为五个时期：1840—1864、1864—1894、1895—1900、1901—1914、1914— 1919，实际上他对社会经济变化状况更为关注。后两种观点将民族矛盾、社会经济（生产方式）引入分期标准，当时未能得到多数支持。在政治运动的不断强化下，“阶级斗争为纲”渐成集体意识，阶级斗争成为一切其他因素的“统帅”，主流意见认为民 族矛盾、社会经济均可整合于阶级斗争之下而不是与之并列。

胡绳首倡的“三次革命高潮”说成为中国近代史主流话语体系的核心，对近代史研究的影响既深且广。此后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和论著，大致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主线，以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辛亥革命“八大事件”为中国近代史基本内容，形成排他性的叙述框架。随着阶级斗争观念的一路强化，三次革命高潮中的戊戌维新因“改良”而逐渐负面，辛亥革命亦因“不彻底性”而评价低落，只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标杆受到追捧。在这样的视域下，近代史研究内容萎缩，视野狭窄，观点僵化，弊端显而易见。

建国初期，近代史学界在很短时间内即确定了研究对象，提出了主线和主要内容，事后看，仍需要肯定其学术建构的魄力和意义。任何人看历史，都会有所侧重，“全面”的历史从来都不存在。革命者所看到的主要是革命的一面，而这一面正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面相之一。后来产生的弊端，主要应归因于现实政治对学术的影响和干预，立说者的本意何尝不是想在主要线索的主导下，将尽量多的史事纳入叙述之中。胡绳明 确提出“循此线索即可按照发展程序把各方面的历史现象根据其本身的逻辑而串连起 来”，如第一个时期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起义前，“在这时期的主要历史内容是鸦片 战争与‘五口通商’，广东人民的反英斗争，买办商人的出现，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有关 资本主义世界的知识”。可见在中外关系、人民反抗之外，也包括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内 容。而且，作者对近代史叙述体系的考虑中，还有纠正之前如范文澜所写中国近代史 采取类似“纪事本末体”体裁、只突出政治事件的缺点，认为他们的著作中“政治史的 内容占了极大的比重，而关于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的叙述分量很小，不能得到 适当的地位”。 这一批评与后来者对他本人的批评如出一辙。可见，倘若只允许一种 叙述，尤其是如果政治和学术没有边界，学术必然走向偏萎。

（四）

学术资料的整理出版

“文革”前的中国近代史学界，在整理出版近代史资料方面规模庞大，组织有序，作业严谨，学术价值至今仍广被认可。资料出版的盛况，表明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性被学界普遍认可和尊重。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家尽管高举理论旗帜，积极批判考据派史学，但他们内心仍认同论从史出的“史学纪律”，一有机会就会如范文澜“反对放空炮”，如翦伯赞坚持“历史主义”。资料整理工作（以及同样有深远影响的古籍点校工作）充分发挥了以考据为专长的史家的作用，是史学界团结合作的产物。这是“文革” 前近代史学界的一抹亮色。

对史料的重视可以近代史研究所为例，略加说明。近代史所的前身可以追溯到 1938 年 5 月 5 日在延安成立的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这个机构与生俱来的使命，就 是回答中国革命中的现实问题，为党的事业服务。但在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内，该所的史料搜集整理工作卓有成效，研究工作却相形见绌。刘志琴在访谈中说， 1960年代初她在学部学术办公室工作，当时因“近代史所的研究成果太少”，她曾到所调研。据她回忆，这个有100 多位研究人员的研究所，有一年只发表了2 篇文章而且 没有什么社会反响。 所史资料显示这个数字有出入，实际情况是1959 年至1965 年 7 年间，全所发表文章数有5 年为8 篇， 1 年 6 篇， 1 年 9 篇，大多发表于《历史研究》， 可见发表并未少到只有2 篇，也不可能没有影响。但“少”的事实确实成立，而且与考古所、历史所、文学所比较都“少”。然而另一方面，近代史所在收集、整理史料方面却风生水起。建所初期，完成了文管会移交的重约15 吨以北洋政府时期史料为主的档 案资料的整理；成立了作为今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前身的近代史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创办了刊载近代史文献档案史料的刊物《近代史资料》；选编了若干资料汇编。即使在“文革”时期研究工作全面瘫痪的情况下，近代史所仍派出人员广泛收集当时 的各种出版物，西至新疆喀什，北至黑龙江漠河，南至海南岛，各省、市、县的“文革小 报”该所大都有收藏。所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确实是近代史所几代 学人的自觉追求。

近代史所或许有一定的特殊性，但从全国情况看，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订出版工作，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资料整理出版方面贡献尤其大者，为几种大型资料丛刊的编辑出 版。中国史学会还在筹备阶段，范文澜就提出了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计划，并立即付诸实施。从 1951 年起，陆续出版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回民起义》《捻 军》《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10 种专 题史料，加上 1978 年出版《第二次鸦片战争》，这 11 部由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专题资料 共 68 册，2 758 万字。同一时期还编辑出版了大量高质量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影 响较大的有4 种丛刊或丛编。一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包括《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两种）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二是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包括《中国海关与滇缅问题》《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中国海关与义和团》等。三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包括《北京瑞蚨祥》《上海民族橡胶工业》《上海市棉布商业》等。四是中国科学院上 海经济研究所等编的“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丛书，包括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荣 家企业、刘鸿生企业等典型企业建立、发展与改造的专题资料集。

（五）

“文革”中的近代史研究

其实“文革”中已基本无所谓历史研究。尽管历史学不像政治学、社会学那样被直接取消，相反，它受到政治的高度重视，但是，这种完全脱离学术的聚焦使它像一个高烧不退的病人，命悬一线。

可以说，“文革”从历史问题开始，由历史问题推动。1965 年 11 月，姚文元发表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2 月，戚本禹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前者把学术 问题说成政治问题，后者则声称根本没有纯粹的学术问题，一切学术问题都是政治问 题。1967年4月，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矛头直指国家主席刘少奇。1973 年 8 月，《人民日报》发表杨荣国的《孔子——顽固 地维持奴隶制的思想家》，为持续数年的“批林批孔批周公”揭开序幕，暗箭射向周恩 来总理。当历史沦为政治的奴仆，严肃的学术研究自然无处容身。有学者统计，十年“文革”期间，中国大陆发表的有关近代史方面的文章总共未超过二百篇，而其中堪 称研究论文的只有一二十篇。这不足二百篇的史学文章，集中于两个焦点：一是围绕《清宫秘史》发表的一批文章，二是1974 年前后围绕“评法批儒”和“评《水浒》”发表的一批文章，旨在批“洋奴哲学”、批“投降派”；“前者是雷霆万钧的武断，后者则为旁敲侧击的影射，反映出中国政治的诡谲和学术的畸形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