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出生的蒋逸明今年55岁，是上海一名高级数学教师。还有5年就要退休的他，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给自己最后几年的教学生涯做下注解。他说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1993年出生的张丽新微信昵称是“张丽新一直很开心”，这个刚满24岁的北京姑娘，毕业后就在“家门口”的东城区一六五中学教政治课。工作两年后，顾不上妈妈的劝阻，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圈。

即将迎来自己第二个孩子的周著今年42岁，去年6月父亲检出食道癌晚期，在暑假陪伴父亲一段时间后，他还是“远游”了。10月23日凌晨，父亲走了，最后时候周著未能陪在其左右。

他们来自不同地方，北京、上海、湖南、黑龙江、吉林、山东……他们抵达同一目的地：西藏，他们因了同一政策契机来到雪域高原，就是“组团式”教育援藏。

教师“组团”援藏3年一周期

2015年12月21日，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工作拉开帷幕。

2016年4月，教育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启动，来自17个对口援藏省份和教育部直属高校附属中小学的首批88名管理人员和712名专任教师于当年秋季开学全部到岗并开展工作，800名教师集中援助西藏20所中小学校。

这一新模式一改往年教育援藏短期帮扶机制，以3年为一周期，将过去的分散式援教变为集中力量援助建设一批示范性中小学，进而带动其他学校办学水平提升。

组团式援藏这一模式的变化，让在教育领域耕耘了37年的山南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长扎西加措体会颇深。扎西加措告诉记者，自己15岁就参加了工作，从小学老师到中学教务主任、校长，在教学岗位上干了20年，后来再任教体局局长、副市长等，经历了西藏两有八零（县县有中学，乡乡有完小，入学率达到80%）到普六（青少年）、扫盲、普九、西藏教育均衡验收等阶段，不同阶段的教育活动均有参与。

“上世纪80年代末，从河南过来的援藏老师来到山南地区，学生学习的一字一句都是在他们带动下打下的基础，当时一个县上只有四五个援藏老师。”扎西加措说，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那个援藏河南老师的名字，叫毛广英。上世纪90年代开始第一批大规模援藏，之后援藏力量逐渐壮大。援藏从时间链条上呈现出零星的老师来教学-在西藏进行制度化学校建设-在学校建成基础上补充教师的发展轨迹。

“自去年开始的组团式援藏，在制度、规模、模式上都发生了质的飞跃。组团式援藏之前，援藏政策方面，自治区、地委层面多，省对省的对口支援较多，国家层面的较少。普九阶段，花2000块钱建一个教学点，现在花几亿建一个学校。”扎西加措用直观的数字介绍了援藏教学的变化。

环境适应是援藏教师第一关

24岁的张丽新是北京第三期的援藏老师，现在教高一政治。头疼、失眠，晚上十二点半才睡得着，半夜还会再醒一次，“我现在黑眼圈遮都遮不住”，张丽新笑着说。被问到上课情况时，张丽新说，学生们都特别朴实，他们的眼睛真的特别澄澈，都特别上进，看到他们的状态，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能不努力。

在西藏已经教了一年课的周著告诉记者，每年10月底到次年5月上旬，西藏氧气稀少，对他来讲特别“难整”，“去年刚来时教学楼还没修好，冬天风沙很大，嘴里都是沙。学校和市区隔得远，来回要三个多小时，平时基本只能呆在学校。”

这个42岁的湘汉子，今年将迎来自己第二个孩子，大女儿现在还不到5岁。“会想家，会觉得孤独”，周著说，去年4月他报名参加了援藏教师选拔，6月父亲查出食道癌晚期，在病床陪了父亲一个暑假后，8月份还是来到了西藏，10月份父亲去世，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周著在山南市第三高级中学教语文。学生基础较差、汉语跟不上、与当地教学理念有一定差异，这是他教学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和学生以及当地老师相互融合需要一定时间，对此大家一起做了很多工作，教课时不能贪多、不能贪大，每堂课要慢慢讲慢慢来。”他这么对记者说。

身体不适、环境适应只是张丽新、周著和其他援藏老师面临的第一关，而“造血”的教学工作才是援藏老师最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