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学史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个伟大的传统在唐诗中都发展到新的高度。李白和杜甫谁的诗更胜一筹呢？李白的诗歌在浪漫主义诗歌发展中有着崇高的地位。 李白的诗歌，继承了前代浪漫主义创作的成就，以他叛逆的思想，豪放的风格，反映了盛唐时代乐观向上的创造精神以及不满封建秩序的潜在力量，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手法，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杜甫在我国古典 诗歌发展过程中，杜甫占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他继承了自《诗经》、汉魏乐府以来诗歌注重反映现实的创作传统，并使之更为高超更为成熟。他没有遵循建安以 来沿袭乐府古题的创作旧习，而是本着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自创新题， “即事名篇” 。

中晚唐：三派观点继起

李白比杜甫大11岁，成名也比杜甫早，贺知章见之以为"谪仙人"，唐玄宗闻其名而亲自召见，供奉翰林，"帝爱其才，数宴饮"。杜甫也屡以诗赞美，如"白也诗无敌""李侯有佳句""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等。用今天的话来说，贺知章、唐玄宗、杜甫都曾是李白的"粉丝"。然而，李白谢世后，杜甫晚年佳作连连，诗名继起。于是，从中唐到晚唐，便开始有了李杜优劣之争，并出现了三派意见。

在李杜之后，最初表明杜甫高于李白的人是元稹。杜甫的孙子知道元稹一直喜欢杜甫的诗，因此在为祖父灵柩迁葬途中，请元稹为杜甫写一篇墓系铭。在这篇文章中，元稹盛赞杜甫："则诗人以来，未有如杜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大致来看，最早的扬杜抑李论者主要是从反映民生疾苦、针砭社会腐败的角度来评判李杜的高下。

但是，相关观点立刻受到韩愈的反对与驳斥。他在《调张籍》一诗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韩愈与元稹等人分属不同的文人集团，论诗主张也有所不同，因此对他们扬杜抑李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可以说，韩愈是中国最早的李杜并重论者。后来，顾陶、李商隐、杜牧等多持此论。

唐代帝王多好诗，唐玄宗以外，唐文宗李昂也算一位。《唐诗纪事》曾评介："帝好五言，自制品格多同肃、代，而古调清俊。"唐文宗在位时曾颁布一份诏书：以李白歌诗、斐旻剑、张旭草书为三绝。由此，晚唐皮日休、吴融、郑谷诸诗人多重李白。吴融曾明确表态："国朝能为歌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

宋代：扬杜抑李占据上风

进入宋代以后，唐人三派并存的局面被打破了，扬杜抑李的声浪逐渐占据上风，成为主流。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确实与几位大人物的影响有关。

第一位大人物是欧阳修。他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政治地位很高，诗、词、散文和学问均堪称一流。他和宋祁在修撰《新唐书》的过程中，进一步确立了杜甫的诗史地位。他说："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唐宋两代皆重史，杜甫在正史中荣获"诗史"的名号，可是一件大事。

第二位大人物是王安石。他是当时的主宰相，诗文、学问堪称一流。王安石于前代诗人最推崇杜甫，曾说："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一次见到杜甫画像，居然膜拜再三，泪流满面，并赋诗一首，表示"愿起公死从之游"。生前曾编选李、杜、韩、欧四家诗，以杜甫为第一，李白为第四，尚排在韩愈、欧阳修之下。许多人都不理解。王回答："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意思是说，李白只有"豪放飘逸"的风格，而杜甫知变，风格多样。

宋人另有诗话记载，王安石以为李在杜下还有一个原因："李白诗词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意思是说，李白诗一气直下，语速太快，不如杜甫抑扬顿挫，更有节奏感。而且，李白的诗多写女人和酒，见识不高。

第三位大人物是黄庭坚。他与苏轼并称"苏黄"，又能词，是宋代最有影响的诗派"江西诗派"的领袖。他曾说："杰出时辈未有升子美之堂者。"由于他对杜诗的推崇，故"江西诗派"便都崇奉杜甫，后来又发展为"一祖三宗"之说，即以杜甫为祖，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为宗。黄与二陈是当时诗坛的风云人物，都提倡继承杜甫的诗风。

除了这三位大人物的影响，宋代的两种环境也助长了扬杜抑李的风气。一个是文学环境。宋代文人地位甚高，好发议论，也喜欢在诗中议论。杜甫曾开以议论为诗之先河，如论诗绝句等，颇投合宋人口味。另一个是社会环境。宋代积弱积贫、边患严重，国力远不如唐代强盛。很多文士、诗人、词家，从范仲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到陆游、辛弃疾、文天祥，无不忧国忧民、感慨时世。这种沉痛心情，与杜甫的心绪和沉郁顿挫的诗风最为相通相融，故学杜甫者多于李白。

两宋时期，注杜诗者亦甚多。罗大经感慨："至宋朝诸公，始知推尊少陵。"宋葛立方叹道："则杜甫诗唐朝以来一人而已，岂白所能望耶？"

不过，也有少数人为李白打抱不平，提倡李杜并重。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刘克庄也对扬杜抑李的现象不满，但他不敢说王安石诸公，只说元稹"抑扬太甚"，为李白鸣不平。但这些人的呼唤，终究敌不过王安石、黄庭坚等人的影响力，一时难成气候。直到明代，这种局面才有所改观。

明清：李杜并重渐成主流

明代初期，福建长乐有个叫高棅的人，历时近十年，编选了一部《唐诗品汇》。这是明代影响极大、历时最久的唐诗读本。当时，上至朝廷官府，下至乡村私塾，多以此书为必读教材。高棅在此书中，对李杜二家诗基本持并重态度，对二人各体诗的作用、地位均作客观评述，这就改变了两宋以来扬杜抑李的风气。

然而，明代的文学思潮相当活跃，宋人残存的一些影响尚存。王世贞、胡应麟是明代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诗评家，他们尽管李杜并举，视二人为大家，但在反复的论述与比较中，仍往往会流露出对杜评价略高一筹的倾向。但他们的前辈杨慎，则常常借对宋人的批评来为李白打抱不平。他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又说："少陵虽号大家，不能兼善。一则拘于对偶；二则汩于典故……近世有爱而忘其丑者，专取而效之，惑矣！"

王慎中、郑继之、郭子章等人，也都"严驳杜诗"，特别是王慎中，凡是宋人对杜诗褒扬处，他多针锋相对地指出其不足，几乎使杜诗体无完肤，跌到历史低点。

由于有了宋、明人的争辩、比较和分析，人们对李杜二家诗的优劣高下、风貌种种，似乎有了更多、更清醒的认识，在原先分歧颇大的状态下也日益趋同，逐渐达成共识。清初诗坛盟主为王士祯，论诗倡神韵说，其《唐贤三昧集》的兴趣多在王维和孟浩然，对杜甫的诗不甚喜欢，以为李杜齐名，却不相似，也无所谓李杜之争。继起者沈德潜，论诗主格调说，其《唐诗别裁集》以李杜为宗。

基本上看，清代从贺贻孙、全祖望、贺裳、冯班、赵执信到薛雪、乔亿、洪亮吉、赵翼、管世铭、姚鼐、刘熙载等，基本上都持李杜并重的态度。即使个别人有扬杜抑李或扬李抑杜的倾向与见解，也只是独抒己见，未必偏激。这方面，清人潘德舆有一段话较为公允。他说："论李、杜不当论优劣也。尊杜抑李，已非解人；尊李抑杜，尤乖风教。"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杜诗注本号称千家，有"千家注杜"之谓，而注李诗者仅几十家，何以相差如此之大？这是另有隐情的。除了杜甫的诗歌成就，还因为杜甫诗中充满故国之思和家国情怀，特别是在易代之际，杜诗中的"每依北斗望京华""国破山河在""文武衣冠异昔时""百年世事不胜悲""故国平居有所思"等，尤能唤起遗民的思旧之情。特别是在明清易代之际，不少明代旧臣每有故国之思，一时不能以诗直接表达，便往往通过评注杜诗的方法来加以寄托和曲折表达。钱谦益、朱鹤龄、金圣叹、仇兆鳌等都是注解杜诗的名家，他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注起杜诗，恐怕多少与这种寄托和表达有关。久而久之，也就逐渐形成了注杜诗者远多于李白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