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教委牵头下，多方力量汇聚到新高考中。专家被请到了高中，给教师们答疑解惑；校长教师被送了出去，到各地考察走班怎么教。讲座、培训、教研、专题，结合学校教学遇到的每一个问题，专业团队总会及时地给予支持。

倪瑞明不再焦虑了，而是对未来充满信心。“新高考的选择多了，机会多了，高中的空间也更大了。老师们从各种试题中跳了出来，开始关注学生的思维和能力，关注每个人的选择和发展，教育回到了原点。”

今年，在上海257所高中学校中，开设18种及以上组合课程的学校有197所，占76%。学生“每人一张课程表”的个性化学习初步实现，走班教学的课时量几乎达到一半。

“增”，开启高中另一扇窗

9月，坐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教室里，陆一歆开启了新的人生。说起大学生活，小姑娘特别自信：“高中的研究性学习让我非常适应大学的节奏。”

上海新高考，触及的不仅是考试内容本身。无论是对学生的评价，还是对高中的评价，都有了新方案。从学生角度讲，高中生研究性学习和志愿服务被纳入综合素质评价板块，成为高中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从学校发展看，特色高中建设取代了以往升学率的比拼，成为学校发展的新路径。

“尝试解决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这种体验与‘刷题’完全不同。”回忆起研究性学习，陆一歆依旧兴奋。在金山中学，研究性学习被摆在了与考试科目一样重要的位置上,学生参与100%、导师指导100%、成果答辩100%。在创新实验室里,陆一歆发现，某些温度下二氧化钴的颜色会有变化。追着这个问题，她与同学成立了课题组，向科学问题发起冲击。

享受研究的不只是陆一歆。曹杨中学毕业生陈康对电子问题感兴趣，学校为他找到了上海理工大学的学生，一起组团研究课题。他们的成果还获得了“上海理工大学基础学院创新创意大赛”特等奖。

据统计，上海2017届高三学生研究性学习报告超过5万份，研究领域涉及科技创新、社科人文、艺术、环保等诸多领域。

研究性学习打开了高中生的视野，而志愿服务则让高中生走进社会。作为上海综合素质评价的重点记录内容之一，上海要求，每个高中生参与不少于60学时的志愿服务。

1838个实践基地、超过53万个工作岗位，摆在了高中生面前。一些热门工作，像奉贤医院“门诊引导员”、居委会志愿者等岗位总是被一抢而空。“学生的热情超出想象，他们也想融入社会。”上海市教委德育处处长耿绍宁说。

更加完整的高中教育让考生们在高考中收获了成功。今年，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沪上9所高水平大学大开综合评价录取之门，有些高校拿出了五成以上的招生指标。陆一歆、陈彦昀都成为这项改革的受益者。

“高中也想多样化发展，但一考定终身的框架下，学校的空间太有限了。新高考的评价方式变了，学校的天地宽了。”上海首个特色普通高中曹杨中学校长杨琳感觉，未来可做的事太多了。

“变”，高校直面新考题

按照文理划分专业，再按分数从高到低投档录取的模式，在今年上海的新高考中已经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以“院校专业组”为基本单元的全新招录模式，一所高校少则只有一个投档线，多则有五六个投档线，每个投档线要求的考试科目也可能不同。

新规则下，受益的是学生。以往一个本科批次最多可以报10个学校志愿，而今年普通本科批次最多填报24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组之内还可以报4个具体专业。

选择多了，但家长们一开始非常担心，原来一所大学只有文科或理科的单一分数线，而现在同一所学校里，不同的专业或专业组合，会有不同的分数线甚至相差很大，这样一来，考生很难从往年高校的录取分数线中获得准确的信息，这将增加考生志愿填报的难度。

“上海首次把填报志愿的时间改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对考生来说，就有了更多消化新政策和从容理性应对的时间。同时，市教委要求学校召开全覆盖性的家长会，提前分析可能出现的问题，竭尽全力答疑解惑。”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副院长章波说。

从今年的投档结果看，505所高校、990个院校专业组的投档工作平稳推进。更让政策设计者们高兴的是，新的招生方式开始突破原先高校的“座次”，一些院校可以凭借特色和优势专业跟“上游学校”在一个竞争平台上招录生源。

华东政法大学就是今年的一匹“黑马”。该校今年有两个院校专业组，投档线分别为545分和522分，相差足足23分。投档线为545分的华政院校专业组（1）所对应的是该校的热门专业“卓越法律人才班”，培养定位是高层次涉外法律人才。

“过去，高校招生受文理限制，在生源选择上的余地比较小。今年实行院校专业组招生后，一些院校的优势专业受到了高分学生的认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周彬指出，高校要从摊大饼式的学科思路回归到特色和强势学科建设上来。

在周彬看来，高校必须积极关注新高考带来的新变化。比如，今年90%的学生是跨文理选科，而多数高校的培养模式却依然是按照文、理、工等学科结构来进行，如此看来，大学的专业设置显然还有改进的空间。

“新高考不是对高考的局部修正，而是对教—考—招链条的整体设计。在中央的框架下，上海用3年的时间做出了自己的方案。现在看来，从学生到老师、从高中到高校都出现了一些令人欣喜的变化，这也说明我们确实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上海市教委主任苏明这样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