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成火 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研究员、副院长，长期致力于教育考试改革的实践与研究，先后主持多个省部哲学社科、教育规划课题研究。

名家专栏 深化高考综合改革

2014年9月4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并指定浙江、上海两地承担试点任务。浙江省以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为出发点，直面“唯分数论”“一考定终身”“专业被服从”等老大难问题，从考试到录取进行全面改革，形成颇具特色的高考方案和模式。2017年高考招生录取工作的圆满结束，标志着新一轮高考改革试点的成功落地，学生和家长普遍满意，社会总体评价积极正面。

这一轮高考改革，有效扩大了学生的学习选择权。浙江省新高考选考科目“7选3”共35种组合，彻底打破了传统非文即理的分科局限。全省2014级高中学生选传统“纯文”或“纯理”科目的只有22%，选“2文1理”或“2理1文”的占78%。学习进度和考试次数的选择更加自主。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学校学科教学计划，规划自己的学习进度、学考和选考具体时间及次数。统一考试招生、“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高职提前招生、单独考试招生4种模式并行，再辅之以高校自主招生等其他特殊类考试招生通道，让学生“条条大路通罗马”。同时，高考改革还使学校完成了从整齐划一的行政班授课，向差异化的选课走班教学的转变，“必修分层、选修分类、艺体分项”成为基本取向。在行政班与教学班并行下，班主任与成长导师“双轨制”管理模式走出了新路子，有效改变了以往普通高中“千校一面”、普遍缺少办学特色的局面。“一校一方案、一生一课表”成为高中教学形态的真实写照，“个性发展、人人成才”的多样化、特色化高中教育体系逐步形成。

当然，高考改革也给高中教育带来巨大的冲击和挑战。“选课走班”遭遇教育资源短缺、教师队伍出现结构性矛盾和“潮汐现象”、传统教学考核和绩效评估失效、原有的教学秩序受到冲击等问题接踵而来。对此，唯有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推进高考改革与高中课改良性互动和深度融合。

一是，加大政府统筹与投入。高中课改不仅是课程标准体系的转型和升级过程，也是师生比和教育资源配置体系的调整和重组过程。没有相应的教育资源供给和支撑，没有“人、财、物”的有力保障，深化高中课改的目标就会落空。而且，高考改革和高中课改并不是单一的教育系统内部的改革，而是涉及多个环节、多个系统的综合性与社会化改革，编制、经费、物资等关键要素绝非教育系统能完全左右的。因此，国家要加强顶层设计联动和制度性统筹，研究和解决课程改革背景下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问题，调整教育投入结构与比例，重新核定学校设置标准，切实扩大资源的有效供给，包括教室、实验室、图书资料等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财政投入。

二是，深化高中教育改革。高级中学要在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上下功夫，把握选课指导制度、学校规划课程建设、建立校本教研制度、建立课程资源共享机制、改革评价制度这五个关键环节，建立起相应的管理体系，进而形成促进课改的组织机构和制度文化，为建立良好的教师关系、提升教师能力、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营造良好的学校文化氛围;要创新人事管理体制和绩效考核机制，合理确定选课走班后的师生比例、生均经费、拨款通道等;要探索教师个人发展、专业发展、教学发展和组织发展的新途径，通过扩大编制、实行区域统筹、学校自主招聘及创新课堂教学组织形态等连锁对策，应对和改善教师动态化的结构性矛盾与“潮汐现象”;要探索高考新政下高中课程建设、教学评估、教师绩效考核、学生管理新模式和路径。

三是，强化综合素质评价与高校录取的关联。高考改革方案设计的是“两依据、一参考”，这里的“一参考”就是指把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交给高校，作为招生录取时的重要参考，由高校自主决定如何作为“重要参考”。关键在于，招考公平的前提是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一定为写实，确保“可信”“可比”“可用”。当前，综合素质评价还缺乏高考成绩那样的公信力，而且区分度和操作性不高。虽然浙江在“三位一体”招生中使用综合素质评价成绩，但其量化的分数来自高校的面试，高中阶段的综合素质评价只是象征性地作为前置条件，考生只要在中学获得“合格”的评价即可。因此，相关部门应加强顶层设计和专题研究，核心是要解决怎样“可信”“可比”和“可用”的问题。

四是，提高生涯规划教育的“课程化”水平。目前，大多数中学教师不具备生涯规划指导能力，一些学校的相关课程形同虚设。因此，学校一方面亟须提高学生、学校、社会对生涯教育的认识和重视程度，特别是要加强师资培训与建设，着重解决“无课标、无教材、无师资”的问题，促进课程建设的标准化，增强课堂教学的针对性与有效性，引导学生学会自主选择、自我负责、主动发展;另一方面，可将生涯规划教育适度前置，以初中甚至小学为起点，实现小学、中学和大学生涯规划教育的衔接和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