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西安市公安局高新分局高新路派出所户籍民警在户籍新政宣传活动上现场受理落户需求。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引得来用得好程

只要凭借身份证和学位证在手机APP上办理，就能够在半个小时左右落户西安。而且学历要求降低，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含技校）毕业，或具备国民教育同等学历的人员及留学回国人员均可。西安市近期出台的一项政策成为全国各地“人才争夺战”的冰山一角。

2018年的毕业季又来临。据教育部统计，2018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82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但西安、南京、武汉等20多个城市却接连出台一系列人才引进政策，送房、送钱、送户口，政策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让昨天还发愁“毕业即失业”的高校毕业生们，仿佛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各个城市不够分的“唐僧肉”。这场“人才争夺战”为何会发生？在争夺人才的背后，这些城市有着怎样的焦虑？当"硝烟散尽"之后，我们还有哪些可以反思之处？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抢人才还是抢人口

据报道，2月4日上午，西安市186个有户籍业务的派出所共500余名户籍管理民警集体誓师，坚决打赢为期三年的“人才、人口争夺攻坚战”。

“人口”二字，恰好将这场“人才争夺战”划分出两个战场：第一战场是纯粹的“人才争夺战”，以北京、上海为主，其人才引进政策有着较高的学历薪资条件，以及精确的行业领域划分；第二战场则是“人才、人口争夺战”，参战的主力是西安、武汉、南京等其他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其人才引进政策门槛大大低于北京上海，甚至许多地区对大学生实行零门槛落户。

为什么这些除北京上海之外的大城市还需要争夺人口呢？恐怕是因为压力真的来了。

以西安为例。2016年2月5日，西安市对《西安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作了修改。根据修改后的目标，2020年西安市域人口规模要达到1070.78万人，其中户籍人口870.57万人。但在2015年末，西安市的常住人口仅为870.56万人，距离目标还有200万的差距。

这也就意味着，从2016年开始，西安市要以平均每年40万人的增速增长，才有可能达标。而现实情况是，从2011年到2015年，西安市在过去5年中人口一共才增长了不到20万人，平均每年不到4万人。

每年4万的增长，显然无法匹配40万的壮志雄心。

数据显示，2016年末，西安常住人口达到883.21万，人口比去年同期增长13万。至2017年末，西安市常住人口已达953.44万（记者按：尽管统计资料中未直接列出，但可由人均生产总值计算得知），人口增长70多万。但这70多万中要刨去2017年由西安托管的西咸新区咸阳片区的60多万人口，故西安2017年人口的增长应在10万左右。显然，即便年均增长10多万，距离千万人口的目标也依旧任重道远。

而在“人才、人口争夺攻坚战”的号召下，今年前3个月共有23.1万人落户西安，接近2017年全年落户西安的总和。

只有照这个增速下去，加上西咸新区咸阳片区的60多万人口，西安作为最新获批的国家中心城市，实现其2020年人口规划目标才有扎实的基础。

无独有偶。作为中国大学生最多的城市，武汉却一直苦于留不住人才。据《武汉市统计年鉴》显示，2015、2016年武汉市人口净迁移率分别为-1.78‰和-0.29‰。人口净迁移率为负，则意味着武汉地区的迁出人口大于迁入人口，也就说明武汉人口吸引力较弱。

穷则变，变则通。武汉在2017年就推出“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百万校友资智回汉”计划，打响了“人才争夺战”的第一枪。而2017年武汉市的人口净迁移率也一举“扭亏为盈”，达到了19.78‰。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了“达标”而展开“人才争夺战”显然仅是表面现象，那么，什么才是各地展开“人才争夺战”背后更为深刻的发展焦虑？

人口红利消减让压力显现

1月19日，在积极进行“人才争夺战”的同时，南京市也发布了《南京市“十三五”人口发展规划》。其中，南京市政府明确指出，未来南京面临的挑战首先就是“人口结构压力增加”与“人力资本面临结构性短缺”。

文件称，南京市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缓慢下降，但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却双双攀升，人口抚养负担日益加重，传统的人口红利已在逐渐消减。同时，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对外来劳动力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老化、劳动参与率降低，劳动用工成本也在持续攀升。

面对问题，文件给出的解决方案之一，就是积极推进以“宁聚计划”为代表的人才吸引工作，加大外来人口引入速度，不断增强对外地人才的虹吸效应。通过人口集聚与资源集聚提升公共资源利用效率，促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市场交易成本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