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春，北川曲山，“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内。

站在自己的巨幅照片旁，李阳已经长大。照片中，他为压在水泥板下的同学高高举起吊瓶，在频频余震和乱石飞溅中，这个17岁少年是一动不动的“人肉点滴架”。因为这张照片，很长一段时间，他都被称为“吊瓶男孩”。

“吊瓶男孩”李阳站在十年前的照片前。

2008年6月，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组织开展的“抗震救灾英雄少年”评选表彰活动中，他被评选为“抗震救灾优秀少年”，两年后，被保送至上海交通大学。

和李阳经历相似的还有王佳明，因为被评选为“抗震救灾英雄少年”，当年高三的他被保送至清华大学。

时光荏苒，少年长大，李阳和王佳明不再只是“吊瓶男孩”或“抗震救灾英雄少年”，在他们的名字前，可以加上的经历有很多，是身着军装的战士、支教西藏的老师，也是一直爱运动的篮球手、拿到国奖的名校学霸。

十年之后，少年依旧，只是他们已能与那些“标签”和睦相处。毕竟，这不过是旁人所看到的一部分人生，而更多的未来，依然在自己脚下。

生活

吊瓶里的药水一滴滴流进廖波的身体，因为被整块水泥板压住，他只能以斜躺的姿势静静等待。身旁轿车大小的巨石下，还有4名同学，在不断呼救。

余震频频，少年李阳站在废墟上为廖波举着吊瓶。

对视片刻，他们没有过多交流。两个被灾难完全吓愣的少年，隐隐知道，要保存体力等待救援。远远地，有解放军官兵穿越乱石跑来，李阳举起手，大声呼救。

他没有注意，身后有相机，正将这个瞬间定格。

“后来？后来好多年哦，都叫我‘吊瓶男孩’。”坐在绵阳街头的米粉店，李阳随口道。

大学毕业后，李阳回到绵阳，去年，他拿出积蓄，在市区买了新房。努力工作、安居乐业，这位曾经的“吊瓶男孩”，已长成大人模样。

同一时间。绵阳以南，成都市区，王佳明从睡梦中醒来。转头，妻子还在安睡，怀孕四个月的肚子已微微隆起。

他轻轻起床，来到厨房做早餐。中午一过，他就要回绵阳加班，然后等到下个周末再回来。

孩子出生后，王佳明想带他去老北川。十年前，那场持续几十秒的地震，瞬间让他所在的五层教学楼下陷变成三层，累累瓦砾砖石的一二楼，很多同学被埋。

王佳明和同学徒手去刨砖块，将被压在下面的同学，用扯用抓拼命救出。一个下午，47个学生用双手刨出20多个同学。之后，他们自发修起从街道通向操场的“临时通道”，搬运遗体、安抚女生、向外转移——上一刻，还在为即将到来的高考全力冲刺，这一刻，活着就是最大的目标。

“佳明，你车票买好了吧。”客厅妻子的家常话打断回忆。周末阳光满室，端着牛奶和面包，王佳明走出厨房，“买好了，你再多睡会儿噻。”

如是这般，结婚生子，宜室宜家，这位曾经的抗震救灾英雄少年，即将迎来新的身份。

少年

在成为“吊瓶男孩”之前，李阳被北川县城的高山流水，养育成了朝气蓬勃的孩子。他有一帮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发小，北川县城就是这帮孩子的游乐场，他们去县城职校的篮球场打球，去小河沟里钓鱼，爬上小学后山野炊。

少年不识愁滋味，对于未来，这群北川少年从未有过太多设想。当表妹巧羽悄悄告诉李阳，长大后想去上海交大读书时，李阳正专注于手头的“野豌豆”，那是一种掰开后能吹响的野草，“上海，应该很远吧。”他回应着。

王佳明的性情和李阳完全不同。从小，他就是一个沉默、内向而懂事的孩子。老家小坝乡巩固村，距离北川县城有两个小时车程。父母都是农民的王佳明，早早担负起帮衬家里的担子。每天放学后，他要照顾弟弟，去后山捡柴，早上出门前，还要把全家的早饭做好。

“那时我就知道，读书是唯一的出路。”在北川中学，王佳明玩命地学习，高三时已稳稳名列年级前五。

一个是澄澈无忧的家中老幺，一个是踏实懂事的农家长子。他们的命运，原本应该如同北川县城外缓缓流过的湔江一般，波澜不惊，却在地震的瞬间，被汹涌裹挟。

在“5·12”地震中，北川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而位于老县城南侧的北川一中，又是灾区中的重灾区。短短几秒钟，这所重点中学的两栋教学楼轰然垮塌。

李阳亲手在废墟中挖出了表妹巧羽，那个成绩很好梦想着去上海的女孩，胸骨被数吨重的水泥板全压断了，“她那么怕痛，可最后这一下，都还没来得及哭。”

“我们往外撤，也有人千方百计进去找。”王佳明的记忆中，有废墟在燃烧，袅袅青烟萦绕，漫天飞舞的寻人启事上，简单的名字和照片，是家属最后的细微希望。悲伤没有汹涌，更多时候，人们都在平静地寻找着，如同丢了一点东西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