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月，他和四个合伙人共出资50万创立了“假先生”APP，致力于帮助残疾人康复，通过连接社区、康复中心和医生，为患者提供免费的线上诊断和康复方案。

为了尽快争取到第一轮300万的融资，他辗转北京、上海等城市，参加创业比赛、与创投公司谈投资，发表路演等，像这个年纪的年轻人一样忙碌充实。

郑海洋说，可能十年对每一个经历过汶川大地震的人都有特定意义。“当我们这一代幸存的90后不可避免地被拿来与同龄人比较时，至少我也想证明自身的可能性和可塑性。”

前几日，郑海洋收到北川中学同学李明坤的婚礼请帖。今年二月，李明坤在上海结婚并定居，他计划在5月26日，回北川补办一场婚宴，“趁这机会，大家好好聚一下”。

同一时间收到请帖的同学李阳准备辞去绵阳的工作，去一家药企的遵义分部做销售。前两日，他接到入职通知，临走前约郑海洋出来喝一杯。

这一年，在北京读研的罗夕即将毕业。趁着五一假期，她回北川看望郑海洋，“我六月就回成都工作了”，她拍拍郑海洋肩膀，让他多请吃饭。

十年就这么不经意撞进他们胸口，来不及反应。每个人都感慨，时间太快，地震发生时的每一帧画面还牢牢刻在脑海中，一转眼却要跨入而立之年。

生死

“吊车终于开始抬我身上的板，一块石头被抬走，太阳光突然刺进来迫使我立刻闭紧了眼，我当场就想纵声大哭，光芒如此耀眼，这一刻仿如重生，我是多么想活着，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郑海洋《废墟下的22个小时》

2008年5月12日下午两点，67位北川中学高一（2）班的同学坐在五楼教室里，这一节是杨汉德老师的政治课。

二十多分钟过去了，坐在后门边的郑海洋把书立在课桌上，埋着头昏昏欲睡。

14点28分，教室一阵摇晃，持续几秒，头顶一些细碎的粉末和颗粒掉了下来。

杨汉德老师猜测是地震，他正考虑是否继续上课，就感受到更强烈的震感，像是冲浪时接连涌来一浪比一浪高的波涛，“人根本站不稳”。

一位同学大叫“地震了，快跑。”郑海洋和一些男生相互推挤着到了后门，才发现门是关闭的。

每个人都极力求生。

这一瞬间，天花板张裂、垮塌，碎石、砖板和房梁向下砸来，地面和墙壁的缝隙刹那裂开，窗户的玻璃碎片飞溅，伴随着惨叫和救命声，所有人急速下坠。黑暗代替了那一刻所有的记忆。

醒来时，郑海洋发现自己的双脚已经被掉下的天花板死死压住。旁边还有他的同桌廖波。

彼此的存在成了他们延续生命的动力。“没关系，即使我被救出去，我也不会走，我会留下来陪你的，等到你被救出后，我们再一起进医院”，廖波对他说。这让郑海洋“认定了这个兄弟”。

“学不进去，每天胡思乱想，可是又想和同学们待在一起。”发呆之余，郑海洋迷上了韩寒书里“离经叛道的那股劲儿”，每天晚上，他在电脑前记述地震前后的个人经历，两年写了近十万字。

“原来我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直面灾难和摧残”，他不再总想着命运不公，伤痛被书写出来就没那么疼了，留下的疤痕说不定让这块皮肉更结实，没什么不好。

同学罗夕，右手不能活动，便用左手练字。她坚持在电脑上玩《劲舞团》游戏，刺激手指活动，一学期后，她单手赢了郑海洋好几局。

走在路上，罗夕总会想起自己每晚牵着父亲的手一起散步，躺在沙发上讨论球赛，看枪战片……连撒娇的权利还没学会使用，她失去了想一直陪伴的人。

地震时，李明坤的父亲被压在县财政局楼下，遗体未找到。高三那年5·12，李明坤拨打了父亲的电话号码，竟然接通了，接电话的是一个盐亭县的陌生男人。李明坤打车过去，买回了这张被重新启用的移动卡，“那是我爸的东西，想拿回来。”

重回学校的第一年，他们每周末都在校外聚餐，聊得兴起也会笑起来。只是，地震这个话题，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跳开，生怕刺痛彼此的神经。

他们曾作为高一(2)班的幸存者们拍过一张合影。13名同学站在操场上，彼此紧挨在一起，第一次在镜头前露出笑颜。

重生

“我青春的任性已经无法让我在校园里学着老虎的样子纵横跋扈了，我变成一只乖巧小猫。”

——摘自郑海洋日记

在朋友眼中，轮椅上的他曾是个忧郁少年。

曾经，北川中学高一（2）班是重点班，郑海洋早早确立了志愿，报考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后来，他因成绩下滑，去了天津一所职业技术学校读大专，学电子商务。

地震后结识的长辈伸手拉了他。几位长期志愿帮扶的叔叔阿姨帮他解决上学费用，筹集创业资金，陪他安装假肢和做康复训练,从外地飞到成都为他过生日……“我足够幸运了”，他说。

身边人的陪伴和鼓励，让他慢慢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

复诊常去康复机构和医院，他察觉到，假肢交易市场上信息不对等，残障人士通常无法获取自己需要的假肢信息和优质的购买渠道。

犹豫再三，他从运营两年的网站辞职，着手创立了为残疾人提供康复和挑选护具的网络平台。

自从2015年开始创业，时常有记者询问他的近况。只要有人登门拜访，不管是要求他反复叙述地震的场景，还是为逝去的表妹写信，他有求必应。

“我没关系啊”，他重复这句话，“现在聊起来没那么沉重了。”随即又低头腼腆一笑，承认接受采访也是出于宣传创业项目的考虑。

变化在缓慢显现着。近几年，郑海洋的笑容更多出现在照片外的世界。话少，喜欢独处的他关闭了QQ，和朋友去北京看周杰伦演唱会，参加隔壁班5·12纪念的同学聚会，唱K，逛街，看电影……

那个噩梦连连的夜晚，郑海洋说，疼痛让他产生太多次放弃的念头，但听说民兵和吊车已赶到附近，求生欲让他条件反射般地留给外界一个微笑。

记者为他拍摄了照片，图片迅速在网络走红，无意中促成郑海洋的“成名”。“夹缝男孩”的标签跟随他至今。

被埋在废墟下的其他同学，有的死去，有的重生。在郑海洋获救之前，廖波身上两块石板被移除、座椅被锯掉而救起。坐在教室靠窗一侧第三排的女同学罗夕，在第二天早晨六点多，被救援人员用电钻破碎她身上的水泥钢筋而获救。

地震发生时，因去县委礼堂参加五四青年表彰大会的李阳和李明坤，侥幸逃过一劫。他俩压在头顶的天花板很快被救援人员移开，两人走回学校，看到了废墟。

去年5·12，郑海洋在微博上发表了一篇《废墟下的22个小时》的文章，描述了地震发生至自己被救出的22个小时里，废墟下的他和身边九个同学的生死故事。

这篇收获263万点击量的文章写于2009年。发表前，这段记忆尘封八年，他从未开口对人诉说。

伤痛

“右脚要利用自己的力量脚尖先着地，然后轻轻地抬腿，迈出的步伐也不要太大，十厘米就好，着地的时候要用脚后跟先着地，将右脚的膝关节牢牢锁住，接着就开始迈左腿……”

——摘自郑海洋日记

再醒来时，郑海洋已失去双腿。第一周，他不知道自己是高位截肢，幻肢痛让他忍不住想去挠脚趾。

神经疼痛在清创手术后逐渐加深，每天吃完两片止痛药，郑海洋还是疼得整夜睡不着觉。轮到医生给伤口换药，他几次把放在嘴里的小木条咬断。

一个多月后，有同学统计2班幸存学生的名单，多数伤者分布在重庆、武汉和北京的医院里，其中，三四个人肢体残缺。相似的情形发生在大多数人身上：手术，发烧，意识不清，失眠交替发生，然后转向康复。

在其他人学着重新站起来走路时，郑海洋开始尝试使用假肢。

一副假肢30-40斤，他需要借助平衡木才能站立行走。每步最多前行10厘米左右，走了不足500米，大腿根部肌肉便隐隐疼痛，每隔一天，缝合处的皮肤便磨烂蜕皮。

2008年底至2009年5月，高一(2)班的同学们陆续回校。

回望

“以前的自己畏惧死亡，现在我开始慢慢解构死亡，读懂死亡的另一层含义，死亡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消亡了。”

——摘自郑海洋日记

今年清明节，郑海洋又回到老北川县城遗址，追悼遇难的同学们。

老县城遗址里，随处可见歪斜的五六层建筑，残缺的楼房，政府办公单位楼前竖起了遇难者牌子，道路两旁木栏杆上插着一朵朵纯白干花。一公里外，北川中学那片废墟已被草坪覆盖，草木繁茂，与远处低矮的山脉连成绿茵茵的一片，盎然春意蓬勃而出。

地震后十年，郑海洋和他的同学们在不同的城市重启人生。

曾在废墟中为他鼓劲的同学廖波，被救出后左腿高位截肢，现已结婚生子。

同学李阳，作为享受国家政策的抗震救灾优秀少年，高考前十天被保送至上海交通大学，“人生的路就是这样了”，李阳比划了一个上升的手势。在他看来，“谁也不能一直活在过去，要向前看。”

罗夕则躲得远远的。在外读书六年，她从不与同学交流自己的经历，“不愿提起过去，怕人施舍同情”。

五一假期，她回到北川，29摄氏度的气温下，她身穿黑色的长裤长袖，怕手臂和脚踝处延伸的深褐色伤疤令人感到不适。“夏天也这么穿，习惯了。”

今年5·12是罗夕研究生毕业答辩的日子，她想答辩顺利结束后，再找时间去老北川祭拜父亲。

郑海洋依然念旧，心情糟糕时，他还会给一位去世三年的志愿者“杨叔叔”发微信，会突然跟罗夕说前几天心情不好。今年3月底，他发了一条朋友圈，希望联系上志愿者小雨，那个曾在地震后陪他康复、给他辅导英语功课的女孩。

去年8月8日晚9点19分，九寨沟发生7.0级地震。郑海洋在家里，感受到与九年前5·12第一次摇晃相似的震感。那十几秒里，他只想了两件事：1.这次地震不算大，不用跑；2.新买的电视机会不会掉下来？

他没有一丝心慌，“无感”，他轻飘飘地说。

夜里，他却梦到了地震的场景，整夜沉浸在好几个断续的梦里。原来的同学们聚在一起聊天、喝茶、打麻将，他已记不清有些人的姓名，亲切感却没变。

梦里有人叫他“戳男”,这是属于郑海洋的外号。以前，他总在班上开玩笑说自己是超级大帅哥，说着还要加一个曾在地震中摆出的耍帅手势。

只有在他的梦里，北川中学2007级高一（2）班还“活着”。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遇难的同学们都长大了，还是当年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