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乡

最初的新鲜和不适应过去了，灾难带来的疼痛开始显露。

除去白天上课，牟星铭喜欢在晚上想事情。熄灯以后，他躺在异乡的床上，又想起来“妈妈没有了”，想着就盖着被子哭。

大半年都是这样，只要闲下来，他就忍不住想地震的事情——从网吧逃生的经历、塌了的学校、在体育馆寄宿的日子。

室友看他不高兴，就知道是在想以前的事情，有人去小卖部买点饮料和零食塞给他，“给给给，快别不高兴了，还有我们嘛。”

冯青山和他睡对铺，也在地震中失去了妈妈。两人关系很好，互称“黑娃”和“猫娃”。“黑娃”比牟星铭大一岁，牟星铭觉得他比自己懂事。两人经常一起吃饭，点几瓶啤酒，一边喝一边聊，互相鼓励“要面对现实，自己要学一门手艺，至少把自己养活”。

在北川擂鼓镇，村里不爱读书的孩子普遍打算混个毕业证，然后出去打工。母松玲和牟星铭也有过这种想法。

以前，牟星铭的愿望是早点离开学校，“只要不上学，干什么都行”。读初中时，牟星铭只爱打篮球，累了上课时就睡觉，书也不翻开。

牟星铭有个哥哥在北川中学读高中，成绩很好。爸妈对两人的期望不同，只希望牟星铭“好好学一门技术”。上初中时，老师常拿牟星铭和哥哥比较，“你学学你哥，听话。”

这次，牟星铭真的听话了。

头一年在山东，他就被评为三好学生，“长这么大第一回”。上课他主动要求坐在第一排，后来因为个子太高才调到中间。他开始做笔记，成绩也在班里排到了中等。别的朋友看见他这样不太适应，“你啥时候变这么听话了。”

牟星铭觉得，“变乖”最大的原因还是地震。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哥哥上大学还需要钱，“必须学个好手艺，分个好工作”。

2010年的地震纪念日，他在QQ空间写了一篇给妈妈的日记，标题是《亲爱的妈妈》，“以前我很不听话，让你操心。我现在听话了，懂事了，你又看不见了。”

再见北川

2009年春节，又是满满当当的车厢，100余人浩浩荡荡回到北川过年。

牟星铭的爸爸来绵阳火车站接他。远远看见，牟星铭眼泪就下来了。半年不见，他感觉爸爸变老了太多。

乘大巴到擂鼓镇，再走20分钟才到家。牟星铭完全找不到路，拖着行李箱走在前面，一直问怎么走，爸爸让他跟在后面。

村里变样了。清一色的预制板房，门前都铺着一样的地砖，路口也差不多。回来好几天，牟星铭都不出门，怕迷路回不了家。

没回家见母亲最后一面是牟星铭最大的遗憾。回家后，他一个人去墓地看妈妈。待了20多分钟，一直哭。遇到什么事情，他首先想到的还是妈妈。“如果她还在的话，什么事都能帮我解决。”小时候，队上种的玉米刚发芽，牟星铭路过全给踩了。人家找上门，他回家跪着挨打，但妈妈没动手；以前抽烟被妈妈抓住，也只是掐两下就算了。

毕业后，牟星铭打算在德州发展几年再回家。在那一年半，他负责汽车维修，和师傅也处得挺好。师傅常常带他一起吃饭，有时还会拿工资补贴他。

但牟星铭总感觉哪里不对。他形容自己“脑袋短路了”，那段时间特别想回家。每天没心思上班，最后觉得“不行，我得回去了”，经理提出的升职也留不住他。

回北川后，他当了两年交通辅警。每天很忙，处理交通事故，但他觉得充实。刚回家，师傅还打电话叫他回去，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拒绝了。

母松玲是一心想回四川的，原本学校留任教，但她并不想待在外面的城市。赶上北川摇号分房子，她回了家。

在张丽君看来，如果没有去外地上学的话，孩子们的生活可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现在回来很多都是车子开起。如果不是地震让他们走出去了，可能很多人也就在农村了吧。”

震后十年

2015年6月，汽摩学院毕业5周年聚会，50余名学生从全国各地回到学校。大家一起去海边玩，比着各种姿势合影。

牟星铭还是调皮，让别人把自己埋在沙子下，只露出头。

他和同宿舍的5个人在景区前合影，“黑娃”比出健美的动作。还有个舍友抱着孩子站在最左边，如今已经有了二胎。

牟星铭比在学校时胖了不少，隐约有了小肚子。同宿舍的兄弟里就剩自己和“黑娃”还没对象，牟星铭有点难过。

时隔3年，张丽君再次来到老北川职中，这里已经被围起来，成为北川地震遗址的一部分。

站在老职中的废墟前，张丽君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哪间教室上课、哪个学生在哪里被困住。男生宿舍最高层的栏杆上还留着当年逃生的一截床单，红色和蓝色的系在一起，接口处细得快断掉了。

母松玲在一家茶叶公司做销售，接待客人常常需要化浓妆、穿羌服。衣服艳粉的底色，黑边上绣着羊角花，她觉得比在学校时穿得好看。这天，她接待了周边一所小学的学生，教他们如何采茶。

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她没来得及换衣服，被同事叫去开车。她是公司里开车很溜的。同事们挤在后座上。她熟练地倒车，用清亮的嗓音玩笑道：“小朋友们坐好了吗？”大家笑作一团。

最近，牟星铭又更新了写给妈妈的日记：

“时间真的很快，十年时间里我也慢慢长大了，25岁。这段时间刚把房子买了，就在新县城，挺好的。就是有的时候特别想您，现在回想起地震前的点滴，满满的幸福。我会好好努力的，您也不要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