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产店的生活紧张、重复而枯燥。午夜12点，孟东开着货车去进货，凌晨三四点王凡起床了，开始准备出摊，孩子们起床后，随便吃口早点，5个孩子一块儿坐1个半小时的公交车去上学，留下孟凡森待在家里帮忙。他最擅长的还是杀鱼，随着年纪和力气的增长，现在已经杀得比母亲还快了。

2010年，一位网友上传了孟凡森娴熟杀鱼、眼神犀利的照片，随后，“杀鱼弟”走红网络。

下午5点到晚上九十点睡觉前的数个小时，是王凡能给予6个孩子的最多时间，平均到每个人身上不到1个小时。如果不幸夫妻俩吵了架，那一切就会变得更糟糕，“学习好就好，学不好我们也没有时间问，主要就是催促写作业”。

孟凡森的父母不是个例。就职于北京工友之家的学者吕途发现，打工父母普遍在对孩子的教育上，更多只重视子女的学习成绩，而且，缺少时间和方法去关注子女的综合发展和心理健康。这个结论被她写进名为《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的书里。

也有人对苏州流动儿童的主要性格和心理做过调查。一个数据是，小学生轻度或重度孤独者占调查总数的85.6%。

在孟凡森家，两个男孩睡一间，4个女孩睡一间，一家八口人挤在水产店50平米的店铺里。没有一张可以用来写作业的桌子，只有几把凳子。一张茶几上放着成堆的馒头和喝了一半的优酸乳。客厅里有一台电视，一架风扇，门口有一大盆已经泡得发黑了的脏衣服。

孟凡森的屋子上着锁，家里其他可见的场景：脱落的墙壁，昏暗的光线，胡乱塞在整理箱里的衣服，堆成一床的被子，散落在地上各处的玩具，发黑的香蕉，缠在一起的充电线，

女孩们的卧室贴着3张奖状，一张是数学比赛的名次表彰，其余两张则来自运动会的跳远项目。

站在孟凡森曾生活的环境中，我想起研究过自杀问题的北大副教授吴飞写下的那句话，“家庭中的自杀问题关系到的是个人的幸福和尊严”。

向窗外望去，挂在门上的水煮鱼调料遮盖住了大部分视线，6个装水产的缸子已停用多时。整个市场的门面几乎都由外来打工者经营，他们的顾客也大都是附近城乡结合部的居民。他们的子女只有两种选择，成为留守儿童，或留在苏州，艰难求学。

王凡告诉我，他们对于苏州的城市本身一无所知，刚来时由于语言不通，做生意举步维艰，现在也只能听懂部分的苏州话，也从未去哪儿游玩过。小女儿在苏州出生，开学要上小学二年级，也不会说苏州话。

也许网红“杀鱼弟”的诞生曾是个转折，但最终也没有激起什么水花。孟东对此更多的是抱怨，“总有人来问，怎么不让孩子上学？” 那块红色的“杀鱼弟”店面招牌，他说是菜场给做的。生意没什么好转，每个月赚4000左右，大闸蟹上市的季节能多些，而店面的租金每年还要3万左右。

孟凡森曾经上过的是附近一所专为打工子女开设的小学，这所小学在几年前因为违规而停办了。他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喜欢上学，但父母显然认为他没有办法在学校里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

吕途在书中也谈到打工子女的学校经常会出现的问题：教学条件差，教师流动性高，辍学风险很大，课堂纪律很难维持，班级人数众多。苏州的外来人口在2015年已超过本地人口，成为深圳之后的第二大移民城市，有半数以上学校内超过50%的学生是打工子女。

一位来自苏州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教研员发现，在一所打工子女占95%以上的学校英语课堂上，只有四五个学生可以回答问题，通常10分钟完成的教学任务，要用到45分钟。

早早辍学的孟凡森的生活空间很狭窄。他没什么朋友，不上网，没有QQ，只用父母的手机玩玩吃鸡。传闻他购买农药的店铺就在不远处，但店主对此表示否认。

他的弟弟妹妹们还在上学，学习成绩都不突出。孟东解释因为他们没有房子，只有补交夫妻俩的社保费，才能达到当地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积分入学的要求。用他的话说，这么算下来，每学期在每个孩子身上还要多花1000元到2000元不等的费用。

我问王凡，老二和老三上初中了，以后高中怎么办呢？回老家高考吗？

在孟凡森的病床前，她像是被这个问题击倒了一样，双手捂着自己泛红的双颊，她说她还没想过，她只希望她的孩子，以后可以过得比她现在要好。

在一个炎热的午后，我到达孟凡森的家里。他的外婆独自坐在空荡荡的客厅。已是午饭时分，她不知道几个小孩儿去了哪里，不知道如何能联系到她们，不知道外孙子因何喝农药，也不知道女儿女婿是否经常吵架，她只是向我讲述生活的贫穷，“日子实在太难过了”。

700公里外，孟凡森的观察期还剩下5天，如果能平安出院，他的人生还很长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