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怎么学？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解读为你奉上。启达教育老师为你整理了高中历史学习方法：“史料实证”与“历史解释”关系初探。从内涵看，“史料实证”属于“历史解释”；从外延看，“历史解释”较“史料实证”更广泛；想要学好高中历史，请往下看：修订中的《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明确将“史料实证”与“历史解释”作为学生的核心素养，这引起广泛的讨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对“史料实证”与“历史解释”的关系进行了思考。

下面借助清末废科举、美国内战前的南方奴隶制两个历史问题，提出自己不成熟的想法，希望为核心素养的持续讨论，提供一点参考。

一、从内涵看，“史料实证”属于“历史解释”

求真是历史研究的永恒追求。从内涵上说，“史料实证”旨在通过可信的史料努力实现探求历史真实的目的，即进行事实判断，而事实判断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历史解释。“历史解释”不仅限于获得历史真实，即不能满足于事实判断，而应以“史料实证”为基础，即在事实判断的前提下，结合相关史实，遵循一定的史观、原理和方法，对历史现象、历史事件的原因、意义与影响等进行深入探讨，实现对历史现象、历史事件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历史解释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结合。可见，“史料实证”是做出合理“历史解释”的基础与前提，是“历史解释”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史料实证”在本质上属于“历史解释”的范畴。下面将通过两个案例来说明这一观点。

案例1-1：废科举后士人的反响

1905年9月2日，慈禧太后下令，次年起“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392页。]。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废科举断送了读书人的前途，因此必定会引发士人的强烈反应。阅读相关研究成果后发现，废科举是在平稳中完成的。以下史料从不同角度体现了废科举令颁布后士人的平静反应：

前日报载有上谕，立即停止科举……今日科举已成历史上陈迹矣。许多醉心科举之人，有痛哭者矣。[ 胡香生辑录、严昌洪编：《朱峙三日记（1893—1919）》，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9页。]

1905年10月15日：下诏停止科考，士心散涣，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别图他业，以使子弟为之，世变至此，殊可畏惧。[ 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思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6页。以下四天的日记均出自此书，因此仅标注页码。]

1905年10月17日：日来凡出门，见人皆言科考停止，大不便于天下，而学堂成效未有验，则世道人心不知迁流何所，再阅数年又将变得何如，有可忧可惧之端。（146页）

1905年10月23日：昨日在县，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147页）

1905年11月2日：科考一停，士皆殴（通“驱”）入学堂从事西学，而词章之学无人讲求，再十年后恐无操笔为文之人矣，安望文风之蒸蒸日上哉！天意茫茫，令人难测。（147页）

1905年11月3日：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馆者纷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147页）

日本人根津一看到，“废止科举是近来非常极端的措施，但未发生非常激烈的反对……反对者也没有出头，读书人大都满心欢喜”[ 干事长向东亚同文会1905 年12 月23日会员大会的报告。见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1页。]。

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说：既然“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改革”[ 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乔厄·莫理循书信集（1895—1912）》（上），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473页。]。

在年轻士人朱峙三看来，废科举似乎与自己无关，他成了一个旁观者；中年士人刘大鹏虽灰心丧气，并为士人的生活及未来忧心重重，但更多的是无可奈何。这个千年制度的寂静变革大大出乎日本人根津一的预料，甚至让英国人莫理循对中国的全面改革充满信心。这些史料充分实证，废科举并非“暴风骤雨”，它几乎成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案例2-1：美国内战前的南方奴隶制

在许多人的“常识”里，美国内战前的南方种植园奴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食不果腹，还经常受到主人的各种虐待。教学中，还有教师用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以帮助学生形成对奴隶制的感性认识。

《苦难的时代》[ [美]罗伯特·威廉·福格尔（Fogel，R. W.）、[美]斯坦利·L.恩格尔曼（Engelmann，S. L.）：《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颜色译，机械出版社，2015年。]一书使我们认识到，斯托夫人的见闻不具普遍性。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福格尔及其合作者，用计量的方法对奴隶的生活及种植园经济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对“奴隶制经济传统解读的一些最重要的修正”（前言，页）。以下是从该书中摘编的体现“史料实证”特点的论述：

从发病开始，生病的奴隶都必须整日待在医院里，直到他们可以重新工作。生病的奴隶会得到一些特殊的照料，包括药物治疗和特殊餐饮。奴隶的医疗机构与种植园的规模相对应，一般大型的种植园配备大型医院。（82~83页）

一位种植园主表示，“孕妇必须被温和地对待，在离家近的地方做一些轻松的工作”。“轻松的工作”指的是日常工作的50%~60%，且不包括耗费大量体力的劳动。（85页）

一位种植园主拥有200名奴隶，其中120名正被当作劳力使用。从1840年12月开始的两年内，执行了160例鞭刑，平均每人每年遭受0.7次。超过半数的奴隶并没有受到过任何惩罚。（101页）

奴隶不仅在周日可以休息，在非农忙季节的周六，也可以休息全天或半天。奴隶每年还有一周左右的固定假期，另外还有每年大约12天的病休。（150页）

种植园主对一些创造较好生产记录的奴隶个人和团体给予奖励。奖品有衣物、香烟、威士忌，甚至还有现金。表现非常好的奴隶，还会得到假期或旅行的奖励。（103页）

种植园主德弗罗划出部分土地给奴隶，供他们种棉花。奴隶们将收获的棉花交由德弗罗代为销售，每家大约可获得100美元的收入。（103~104页）

种植园主与奴隶之间的关系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紧张，这些论述有助于学生了解种植园主“善待”奴隶的一面。汤姆式的奴隶在当时肯定是存在的，但不能认为美国内战前的南方种植园中，全部或大多数奴隶都过着汤姆式的悲惨生活。

二、从外延看，“历史解释”较“史料实证”更广泛

学术界普遍认为，历史学首先是一门基于史料分析的“实证”学问。正因如此，将“史料实证”作为核心素养的重要内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史学研究不能止于“史料实证”，应在“史料实证”的基础上，对历史事件、历史现象，从不同角度、不同视角，做进一步的解释。山东大学王学典教授指出，历史学是一门带有科学（实证）属性的解释学，科学性（实证）是历史学的一个属性，但不是历史学本身。历史学之所以成为历史学，全有待于解释给他以生命。[ 王学典、孙延杰：《实证追求与阐释取向之间的百年史学——兼论历史学的性质问题》，《文史哲》1997年第6期。]下面将通过两个案例来说明这一观点。

案例1-2：如何解释废科举中的“软着陆”现象

严复认为，废科举是“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 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中外日报》1906-01-10。见《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6页。 ]。然而，废除如此重要的制度并未引发巨大的社会风波，清政府何以实现重大措施“软着陆”的呢？综合学术界的解释，这与当时的科举制度以及清末的教育改革有着密切的关系。

众所周知，科举之路的门槛虽低，但成功者却寥寥无几。况且，清朝末期的吏治腐败，通过捐纳入官的人数大增，原为选官正途的科举，难以正常运作，获得功名而得以入仕的比率明显减少，导致科举对士人的吸引力大大下降。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士子的观念逐步改变，不少人放弃科考，转而从事工商业活动。[ 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徐佳贵：《废科举、兴学堂与晚清地方士子——以林骏〈颇宜茨室日记〉为例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4期。]

伴随着西学东渐，变革科举制不仅成为朝野的关注点，而且考试内容也增加了与西学相关的内容。新式学堂的创办，更使读书人认识到，科举制度已很难长久。在废科举之前，社会舆论就此问题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争论。人们在兴学堂、废科举这个问题上并不存在大的分歧，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废科举的时间与方式上，即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停废科举。[ 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415页；杨齐福：《科举制度废除前后之社会舆论》，《教育与考试》2008年第3期；杨齐福：《纪念废科举百年——试论20世纪初科举制度的废除及其反响》，《大学教育科学》2005年第1期。]

除了科举制度本身与教育改革的因素外，废科举的“软着陆”也与清政府出台的配套措施密不可分。为了解决士子们的出路问题，清政府采取了以下应对之策：一是引导士人参与选拔性考试，优秀者可入仕就职；二是引导士人进入省、府、县各级师范学堂及简易科师范学习，毕业后可安排教职；三是引导士人公费或自费留学，学成归国加以重用；四是将私塾学馆改为新式学堂，变塾师为教师；五是承认私塾的合法性，提高塾师的社会地位；六是发展文教、民政等事业，设置劝学所、巡警局等机构，吸收士人从事新业。[ 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

中山大学关晓红教授指出：“在科举停废至清亡的6年中，不仅举贡生员入仕就职机会与概率之高此前未有，而且优先录用的待遇也是闻所未闻”；“无论在国家还是地方社会层面，为数众多的士绅不仅没有被边缘化，反而凭借更多的权力资源和多样化的渠道，广泛进入各级权力圈。”[ 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可以说，清政府的上述举措“充分考虑了科举废除后社会的承受度，并给那些因科举废除而大为沮丧的人们，预先设计和提供了可以选择的其他出人头地的途径”，从而“最大可能地减轻了其对制度变革的抵触情绪乃至极端举动”[ 戴鞍钢：《清末废科举何以“软着陆”》，《国家治理》2015年第1期。]。

案例2-2：如何解释美国内战前的南方奴隶制

福格尔等人的实证研究告诉我们，美国内战前，南方种植园奴隶的待遇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北方的产业工人。种植园主为什么这么做呢？福格尔等人认为，将生病的奴隶同健康奴隶隔离开来，可以使传染的风险降到最小；让生病的奴隶卧床休息，可以避免因为严重的疾病带来的更大损失；防止奴隶的健康受损，对种植园主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慎用鞭刑惩罚奴隶，这是出于提高惩罚效果与生产效率的考虑；采取奖励措施，可以使奴隶全身心地投入劳动，并将主人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做。[ 《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第82~83、第102~103页。]

福格尔等人研究指出，美国内战前，从经济上看奴隶制并非行将就木；且无证据说明，如果没有战争或者其他形式的政治干预，奴隶制会由于单纯的经济因素而消亡。与此相反，南北战争到来之际，种植园经济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大，并呈现持续巩固的趋势。尽管自然资源给予南方在农业方面一定的优势，但是，奴隶制的存在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们还发现，城市奴隶制的历程并未证明奴隶制无法适应工业体系，也不能说明黑人奴隶无法在工业体制下生存。工业生产中的奴隶无论在勤奋程度还是生产效率方面，均不逊色于自由工人。事实上，城市对奴隶需求的增长比农村更快。[ 《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前言~页、第189页。]

福格尔等人的结论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可。美国计算机科学公司陈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指出，奴隶主实施“家长式温情”管理，提高奴隶的生活待遇，并非出于人道的考虑；这样做可以使奴隶制变得更有效率，进而获得更多的利润。当然，美国南方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全球化背景下英国棉纺织业的高速发展。而且，福格尔等人的结论并不想、也不足以证明奴隶制度的合理性与先进性。[ 陈伟：《美国制宪先贤蓄奴之谜》，《读书》2017年第2期。]

也有学者对福格尔等人的解释持怀疑态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隋福民指出，从研究的时段上看，福格尔等人的观点只是一个短期结论。因为世界市场对棉花有大量的需求，从而推动了棉花价格的走高，种植园才有如此可观的利润。如果世界市场的需求不能持续，奴隶制还会有此高效率吗？福格尔等人的研究不能证实，奴隶制的高效率是否会一直持续，也许在世界市场需求降低时，奴隶制就会自动衰亡。[ 隋福民：《创新与融合：美国新经济史革命及对中国的影响（1957—2014）》，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39页。]

三、简要小结

历史学不仅仅是一门单纯的“史料实证”学科，不能完全依赖“史料实证”进行解释，学界对“史料实证”的局限性进行过阐释。四川大学罗志田教授指出，实证的基础是史料，但实际遗留下来的史料，可能不过是原初材料的千百万分之一。古代史不用说，研究近现代史的人，每觉史料汗牛充栋，常有被史料没顶之感。然而真到了论证具体问题时，立刻产生“书到用时方恨少”之感。大概史料不足是任何史家始终面临的常态。但是，不能被史料证实的，也是能够进行解释的，可以用“有史料留存部分的历史”解释“那无史料留存部分的历史”。[ 罗志田：《史学最需想象力》，《南方周末》2009-12-10。]山东大学王学典教授指出，对于顺治帝是否出家当和尚、李自成到底是死在湖北通山还是湖南夹山等问题，只能或可以通过“史料实证”的途径予以解决。但是，超出证伪或证实之类的问题，例如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原因，就无法通过“史料实证”来解决，必须运用一定的学理来解释。[ 王学典、孙延杰：《实证追求与阐释取向之间的百年史学──兼论历史学的性质问题》，《文史哲》1997年第6期。]

事实确认是进行“历史解释”的必要工作，“史料实证”无疑是确认事实的重要途径。“史料实证”绝非价值中立的研究过程，其背后体现着一定的价值判断，可以说，“史料实证”在本质上就是进行“历史解释”。即使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史料实证”的结束并不代表“历史解释”的完成，因为对于某些历史事物还须做进一步的解释，以挖掘其更重要的价值。

并非所有的“历史解释”都能通过“史料实证”来实现，史料不足的情况下也可以对历史进行合理解释。根据中学教科书的叙述，“夏朝的存在”是被二里头考古实证的信史。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撰写的《中国通史》指出：“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学术界目前尚未得出定论。”其重要原因是，“没有发现有文字的证据”。[ 卜宪群总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撰稿：《中国通史：从中华先祖到春秋战国》，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年，第117~118、117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文化遗址考古工作队队长许宏认为，对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讨论，目前仅限于推论和假说的范畴，该文化的族属和王朝归属问题，最终廓清仍有待于包含丰富信息的文字材料的发现和解读[ 许宏：《最早的中国》，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50页。]。显然，将二里头文化遗址视为夏朝存在的标志，只是一种逻辑推理式的“历史解释”，而非“史料实证”式的“历史解释”。

基于以上分析，“史料实证”与“历史解释”的关系可用图示说明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