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高考改革，首先就会想到浙江和江苏，前几日还看到一个“段子”，街头采访问一个大学生，高中有什么遗憾吗？“最遗憾的是高考没有发挥好。”“你考了多少分？”“三百四十多分。”“你哪个省份的呢？”“江苏。”启达君想说的三百四十多分，在江苏已经很“ok”了。索契高考改革，高考改革的总时间表或许会整体延迟，但改革已势在必行。启达教育老师为你整理了2019年准高考生：为何多省份推迟新高考改革？在高考改革中遇到了什么问题，积累了哪些经验，下一步将如何？

为什么要进行高考综合改革？

11月26日，在南京大学举办的“建设教育强国•培养创新人才”2018高校高中教育发展论坛（简称“双高”论坛）上，我们找到了答案。教育部考试中心评价处处长韩宁现场解密了新高考改革政策推行的背景，并指出当前改革存在的问题。

韩宁说，新高考政策的产生有三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

第一个时间节点即2010年，国家颁布了一个《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这一纲要出台的背景是：分省命题方兴未艾，自主招生大战如火如荼。而围绕分省招生指标，各种意见尖锐对立，山东省三个考生状告教育部，说为什么山东省的考分就那么高，北京人和上海人为什么上大学就那么容易？

同时，高考加分也引起激烈争论，原本是为了弥补高考唯分数论的缺陷，但特长加分引起一些学校的质疑，被认为含金量不高。

此外，关于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缠斗不休，“这些问题推动了当时新一轮的高考改革”。韩宁说。

当时的《纲要》提到了三个原则，即有利于科学选拔人才、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公平。“这是三个目标。多目标的任务往往是不容易完成的，有时候它中间是有冲突的，哪个放在第一位，哪个放在第二位，这个问题当时我们很纠结。”韩宁表示。

随后，在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于高考的描述成为：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此外，还提到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化考试一年多考。“这已经和我们今天实行的高考方案很像了。”韩宁说。

而第三个时间点就是2014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对高考多年存在的问题给出了实施意见。

比如，《意见》中提到五个任务，比如要改进招生计划分配方式，促进机会公平、改革考试内容和形式、改革招生录取机制等。

新高考的现状

作为通向国内大学的唯一渠道，高考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2018年是新高考改革试行的第4年。按原定分批进行改革的计划，加上第一批2个省（上海、浙江）和第二批4个省（北京、天津、海南、山东），到2019年高考，全国将共有24个省启动新高考，不再实行文理分科，考试科目变为“3+3（即‘6选3’）”。

然而，截至目前，第三批中只有江苏、福建、辽宁、广东、湖南、湖北、河北、重庆8个省市官方发布了正式通知，宣布将于2018年秋季学期启动新高考改革。

四年来，试点省份都出现了不同的问题。教育部考试中心评价处处长韩宁则梳理了六条：

第一，走班教学会不会凸显教育资源不足？

第二，考试次数过多会不会加重负担？这个既有学生的负担，也有老师的负担，也有校长的负担。

第三，分散考试、多次考试、走班教学会不会造成中学教学秩序的混乱？

第四，学生选科比例不合理会不会造成未来国民总体科学素养下降？据报道，浙江2017年高考全省有29.13万考生，但是选考物理的只有8万人。即便是成绩较好的学生，也担心无法获得较好的位次而选择放弃较难学科。而物理对于科学的发展又不言而喻。

第五、由于选科造成的学生知识结构差异过大，从而影响大学的培养。

“比方说北京邮电大学要求学生要具有很好的理科基础，尤其是物理。现在招来的学生发现有的并没有参加物理的等级考，而是参加了合格考，合格考的等级是很低的。”韩宁表示。

第六、当试点扩大以后，省级考试机构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提供专业的服务？

“为什么有一些省后来经过研究决定暂时推迟高考改革？因为在分省命题当中，只有一半的省是分省命题，即使是江苏这样的教育、经济发达的大省，年年的命题也是不堪重负的，我们的考试机构能不能有能力负担这个责任？这是我们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从浙沪的经验反思

师资重新配备问题

上海新高考实行“3（语数外）+6（物化生政史地）选3”科目组合，浙江则在“6”的基础上另加一门技术科，为“7选3”做法。

“3+6选3”有20种科目组合，“3+7选3”则有35种，目前老师们基本都认可改革的方向总体正确，因为这样可以扩大学生的学科选择权、考试选择权、课程选择权三项基本权利。

然而，如果允许学生自主选择，学校必须根据学生的选科提供足量的课程供“走班”。

举例来说，假如一个年级有120人选历史，就得开至少3个历史班。但实际上，即便重点高中目前的师资力量也很难实现。很多学校的文理科教师数量是不均衡的，乃至于差别很大。一些学校以理科见长，有许多优秀的理科老师，另一些则相反。总体来看，比例基本相同的，只有少数的学校。

“重新配备整个学校的师资力量，难度太大。”有老师认为这是新高考“改不动”的“第一难”。

教师数量问题

师资力量的基础是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处在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上海的中学，也只是勉强满足改革条件，对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某些贫困乡县，如何给每所学校配备足够的老师，是难以回避的问题。

多数高中几乎每年都在扩招，增添多少师资力量原本是根据扩招需求决定，但一旦叠加走班选课，如何确定招聘计划，成为了学校需要考虑的又一问题。

届时，需要多少老师，完全看学生怎么选。“谁也不能保证明年学生‘口味’和今年一样。如果今年学生偏理，我理科老师多，明年偏文怎么办？难道要解雇老师？”一名不愿具名的高中校长描述了这种“尴尬”，“况且，学校也不能等学生选完课再去招老师。”

师资不足与排课难题

教学楼等硬件资源

想要实行走班制，教室需求会成倍增加，以许多学校目前的硬件条件来说，是难以满足的。

一名校长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学校目前一个年级有近千人，总共65间教室，包括常规教室和实验室等场地。一个行政班50-60名学生。如果开始选课走班，光是教室需求就会成倍增加。为此，学校需要再盖一栋教学楼。

排课难题

另外，如何给学生排课也是一大难题。

目前，上海大部分高中都以外包的形式，将学生的课程交给专业公司来排。据了解，排课采用的系统由复旦大学开发，只需输入一个要选择的课程组合，系统就会自动生成一张课表。

然而，加上学生人数因素后，问题立刻变得复杂起来。上海目前采用的自动排课系统，仅仅能够应对人数较少的情况。比如上海卢湾高中，该校一个年级200人左右，整个学校也就600多人。

各地教学资源本就参差不齐，就学校的教学资源而言，各个学校必须量体裁衣，根据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来做选课的方案。学校规模越小排课难度越小，越大的学校学生越多，越难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

从浙江和上海的高考改革历程来看，由于师资、场地不足，选课走班变为“套餐制”已经成为不少高中的“首选”。

改革已势在必行

最后节点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国务院2014年就颁布了高考改革总体方案，并不会有大的调整，暂缓只是要评估各地是否具备改革的条件。

因此，2020年，被认为是各省进入新高考改革的最后时间节点。

四川省教育厅相关人士在8月份“校长培训”上，也明确传达新高考改革即将启动的信号：即便原定的2018年启动“可以有变”，但改革已经“箭在弦上”。

尽管不少一线高中教师对新高考改革方案的落实细节存疑，但他们同时也表达了对改革方向的认可。最关键是，大家都知道方案本身不会再“大改”，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改革文件下来之前想好对策。

国情的复杂性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教育局局长陆建国曾就高考相关问题发表多篇文章，其中一篇写道：

中国国情复杂，各个省份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这是启动所有改革都应统筹考量的一个基本现实，在相当一部分地区不具备与改革相匹配的物质条件时，贸然一刀切，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具体到此轮新高考改革，显而易见，浙江方案中的“7选3”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不仅造成了物理学科选修学生数的大幅降低，而且，与之对应并普遍推行的选课走班制度，更带来了师资力量的不匹配，以及教室和专用室的严重短缺问题，很多学校在落实过程中，可以说是勉力为之，乃至变形走样。浙江作为东部发达省份，尚且勉为其难，如果把这一方案推广到全国，笔者认为，对于大部分省市而言，这将是高中学校不能承受之重。

各地经验

从目前情况来看，第三批试点省份，都在抓紧筹备推进改革落地。

广东省教育厅称，早在实施“3+X”高考科目改革方案时，广东就曾在“分科教学”“选课走班”等教育教学方式上进行过有益探索，积累了一定经验。继2018年9月21日“官宣”后，广东省教育厅10月8日发布了《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普通高中课程教材实施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各地要积极探索适应选课走班需要的教学组织管理制度，指导学校从2018级学生开始有序推进选课走班，加快建立完善选课走班和学生发展指导制度”。广东省教育厅还表示，将出台有关文件，指导各地开展选课走班。

而有的学校为了减少学生选课的迷茫，计划和大学“联手”，帮助学生做生涯规划。如请高校的教授来给学生讲解选课与今后专业选择的相互影响，以供学生思考确定选课与未来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