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先生在《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中提到“中国最复杂的在于其文化传统的复杂性，当一些新观念进入中国晚清的境遇时，它们与中国本身的文化产生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冲击，这些冲击最后就成为中国现代性的基础……投石入水，可能会有许多不同的波纹”。五四宛如历史长河中一次沉重而有力的投石，众多文人学者发声，西方文化涌入中国，这次“投石”过后的“波澜”是长久的，广泛的，也是意义深远的。五四精神极具韧性，在往后的百年不断发展，虽历经风雨，却绵延至今。

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对于九零年代、00年代的人来说，似乎已经是“很久以前”的需要在“回忆”中摸索了解的事情了，但恰恰相反的是，中华文化之韧性根植于中华儿女的心间，五四精神至今仍影响着年轻一代。五四时期的代表人物鲁迅先生在《呐喊》中有一段关于“回忆”的论述，“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变成了《呐喊》的来由。”李欧梵先生认为，回忆和忘却是现代文学共通的主题，回忆之所以能够与“现代性”挂上钩，正因为是现代性时间观念的转变，有了现今的迫切感，才会回忆过去。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基于现今文学、文化甚至整个国家与社会人文主义的发展，对五四及之后的当代人文的“回忆”似乎有着深远而重大的意义，在回顾的过程中反省，在反省的过程中进步。现代性的观念实际上是从晚清到“五四”逐渐酝酿出来的，正如李欧梵先生所说“历史因为可以展示将来而具有了新的意义。”而中华文明也因此不断发展更新，历久弥坚。

五四新文化运动除了以鲜明的气质唤醒“人一个体”意识从而具有巨大的历史功绩之外，还有两项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发现，一是发现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不足以应付人类社会现代化潮流的挑战，二是发现中国大文化传统系统中缺少西方理性文化与逻辑文化。正如王德威先生说的“文学不是狭义的，而是天文地理之学”，文学本身也是具有理性、科学色彩的，但与此同时，文学也表达了“个体”的“情感”，这点在郁达夫先生的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既是著名的文人，又作为创造社的创办人之一，郁达夫先生可以说是五四文学的代表人物，对于他来说，“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传”，但这句话反过来对他也是适用的，“郁达夫的自传，都是文学”，在对自我情感的刻画与描写中反映了对“人”与“个体”的反思与体会。从个人情感的抒发与表达，再到文学流派的形成与发展，从而推动社会国家的文明进程，五四后百年来的文化、文学之河，闪烁着人文、人性的光辉。

《绝望之于希望》里有这样一段话：“五四时代的大学生是理想的一代，他们除了爱国之外，还相信知识就是启蒙的力量，当然更愿意选课读书”，李欧梵先生在书中提到有学生在演讲后向他提问，“感觉就像鲁迅在上海内山书店碰到买不起他的书的穷学生一样”感到激动与欣慰，想到鲁迅的名言“绝望之于希望，正与虚妄相同。”感触颇深，作为年轻的一代，任重道远，实在不该让人文与学术的光辉就此暗淡褪却。

“中国的现代性不可能只从一个精英的观点来看待，精英只能登高一呼，至于社群共同的想象，其风貌和内容不可能是一两个人建立起来的，需要无数人的努力。”五四这一“投石入水”之后的波澜不能也不应该停歇，人文的发展应该永远在时代的浪尖流转。文明当如蒲苇韧如丝，如磐石无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