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考的制度下，考生和大学都处于各自的竞争之中，看似放开了选择权，考生和大学却都得不到选择自由。因为竞争态势下的趋利避害才是最佳选择，博弈的本性夺走了真正的选择自由。公平竞争是高考的本质，只要高考还是高考，放开的选择权只能助长竞争博弈，不会赋予考生和大学选择自由。改革前，有人批判高考这根“指挥棒”戕害了教育理想。殊不知，通过放权来削弱高考指挥棒效应，却把考生和大学都推入了更深的博弈泥潭。如果认清高考指挥棒效应的必然性，就会意识到，能阻止严重偏科学习，能够使考试回归实力比拼的本意，能够减少博弈因素的政策方向的，不是“选考”，而是“必考”。

高考制度承上启下，扼住了整个教育体系的咽喉，考什么、不考什么，应当是重大的顶层设计，政府不能放弃树立考试标准、不断优化考试内容的责任。有的改革方案中文科必考历史，理科必考物理，可能是一项折中办法，受到了大学教师的广泛认可。真正值得下大力气推进改革的是考试内容的优化。高考还是指挥棒，高考考什么代表着国家树立的教化目标：我们要培养什么人？他应当有什么样的知识准备、什么样的学习能力、什么样的心智结构？高考内容的改革决定了这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导向。确实要避免填鸭式学习、死记硬背、过度刷题，这就需要通过改革优化导向，强化正确导向，而不是削弱、打散学习的方向感。

多次考试加重备考应试负担

同样本着赋予选择权的出发点，此次改革另一项创新举措是多次考试，似乎要把学生从“一考定终身”中解放出来，减轻负担。可是细细一想就会发现，所谓“一考定终身”是个伪命题，如果“一考”说的是“只有一次考试机会”，那显然不符合事实，自从2001年高考取消了年龄限制，每年都有大约六七十万的往届复读生、社会考生参加考试，他们并不会受到录取歧视。如果“一考”是指“一种考试”，那么反而可以说，对所有人不分贵贱贫富，仅凭一种考试就能够切实开启阶层向上流动的道路，并且每年都有这样的机会——还有其他什么社会制度具有如此好处？高考早就不存在“一考定终身”的问题，一定要说“一考定终身”的话，中考才是。

一开始问错了问题，于是无法对症下药。事实上，高考中一门科目多次考试会加重学业负担，扰乱高中教学秩序。以某地改革后的英语科目为例，每位应届生可以在高三阶段考两次，取其中较高分记入高考成绩，而其他科目都考一次。表面上，英语考场内外学生表情比以往轻松了，家长送考也减少了。实际上，九成以上的学生都去考了两次——哪怕能再高一分也好。在许多“精明”的高中，高三第一学期末其他科目教学都会暂停，让位于准备这门记入高考的英语考试。虽然高考英语总分有所降低，但由于两次考试，反而变成最受重视的科目。道理很简单，日常教学固然重要，但复习应考总是更紧迫。考试次数越多，备考的投入越大。如果更多科目都变成多次考试，备考战线会拉得很长，必然大量挤占正常的教学时间。所以，多次考试减轻的只是考场上的紧张，却会使平时的高中教育更加应试化。

个性化地学习，统一地考试

大道至简，高考改革不应使选择高度复杂化。在下一代的教育和重大的人生经历中，我们设计的制度要让每一个上大学的孩子都切身体悟到利己主义的精密谋算才是社会秩序和人生道路选择的本质吗？从政策出发点来讲，不论是科目任意选考，还是多次考试，不应该把选择权视作绝对价值。赋予选择权只能增添虚幻的获得感，并不能减轻负担。

培养真正的选择能力需要设置在一个容错的情景（显然不是高考），耐心地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自我审视：我究竟如何才能学得更好？我在学习中擅长做什么，不擅长做什么？什么才是适合我的学习发展路径？而不是一进入高中就必须立即决定：我采取什么选考策略更合算？

我们在提倡素质教育的同时要认识到，学习成长不只是个人自己的事，要成为社会的一员，从小到大，从地方的到国家的，参与公平的考试选拔也是成长中不可逃避的环节。作为势必要经历的一次国家遴选，高考越简明直接，负担越轻。

真正的获得感来自更丰富多样的教育供给。有效的学习是个性化的，让学生能够在学习的难度、进度、节奏、学习方式上拥有更多选择自由度是真正的进步，比如分层走班制、分快慢班等。公办学校要能够提供卓越的教育资源，而不只是在所谓“减负”的要求下束手束脚。主管部门应当给学校和老师特别是公办学校及其一线教师开放更多自由度，激活丰富而有质量的教育供给，也要使学生有机会选择符合自身禀赋条件的个性化学习方式、适合自己的老师和同伴。现如今的公办教育却不允许学生自由选择学校教育供给、无法选择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反而要求自由选择考试。这种颠倒结构继续下去，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教师和有学业追求的学生离开公办教育系统。总之，教育改革要增加获得感和满意度，选择权应当落实在学习过程而非考试。

每当教育主管部门承担起压力，直面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差异，出面主持教育公义、树立教化标准的时候，其改革政策就能巩固高考精神并提高高考效能；每当放松选拔性，既提不出卓越教育的标准，又要迎合所谓“素质教育”而非真正素质教育的呼声，委权推责的时候，高考精神就会失落，高考效能会大幅降低。

当前素质教育的疲弱并不能简单归咎于高考指挥棒太硬——必须跳出这种思维定势。对国家顶层设计而言，真正的素质教育要实现，绝不可能是以消除选拔、做空高考为手段和途径。统一公平有效的考试选拔与正心树德美材的素质教育都是中国教育体系应当确立的核心价值追求，是中国现代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两块基石。面对两者在教育过程中所存在的良性内在张力，政府应当担任起“执中者”的角色，在更高的治理水平上支撑起一种有活力的均衡。如果说中国现代教育体系能建立与我们国家综合成就相匹配的自信，乃至做出世界级的贡献，就必须在把握高考精神和素质教育的平衡之中开辟出一条独特的道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