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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减负之路 任重道远!
时间:2018-03-06 09:52:37    |    来源:启达教育网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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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7年4月份,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篇探讨日本减负的教训的文章被选为人民日报内参用稿。首先要普及下,人民日报内参来头很大,《人民日报内参》和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附页》专门提供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或委员参阅,一般反映极为重大和紧急的事态。其次是《国内动态清样》和国际《参考清样》,供省部级以上领导参阅,主要反映重要动态、敏感问题和重要建议。原文章题目的是《日本基础教育减负教训值得借鉴》,文章中有理有据的深度揭示和解析了日本减负后的变化和情况,值得深思。

2017年4月份,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篇探讨日本减负的教训的文章被选为人民日报内参用稿。

首先要普及下,人民日报内参来头很大,《人民日报内参》和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附页》专门提供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或委员参阅,一般反映极为重大和紧急的事态。其次是《国内动态清样》和国际《参考清样》,供省部级以上领导参阅,主要反映重要动态、敏感问题和重要建议。

原文章题目的是《日本基础教育减负教训值得借鉴》,文章中有理有据的深度揭示和解析了日本减负后的变化和情况,值得深思。

一、减负让日本吃了一大亏

1、日本为啥“减负”?

简单说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飞速发展,民众对教育的诉求越来越大,经济条件优越的家长对激烈的竞争导致的高强度的学习压力产生了质疑,当时日本政府就这个问题做了深度的讨论和调研,但减轻学业负担、改革大学入学考试的呼声甚至成了政治上的关键问题,最终“减负”于1976年年底开始实施。

2、日本怎么“减负”的?

没什么特殊的办法,总结起来也就是少学东西、少上学、少考试,按要求要“宽松而充实”,孩子们玩得也都很充实。

3、“减负”的实际效应是啥?

(1)公立瘦弱,私营肥满

私立高中迅速崛起,学费昂贵但成绩颇丰,公立都在减负,私立没有;全日本中学生上课外补习学校的比例从1976年的38.0%上升到1985年44.5%乃至1993年59.5%。小学生上课外补习学校的比例也从12.0%、16.5%到23.6%,节节攀升。

(2)中产家庭教育负担倍增

“减负”丝毫没有减弱社会的竞争,“减负”政策并没有遏制中产阶级教育支出的比例,从1970年开始节节攀升,整体家庭的教育负担不光没降低,反而增加了,对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孩子,等于扩大了不公平。

(3)国民学力显著下跌、教育负担抑制中产阶级生育率

显然,整体学生的学习能力在持续下降,日本老师一样说“孩子一届不如一届”,同时,过大的教育负担让中产家庭并不敢冒然多生孩子,对社会发展并不利。

(4)年轻人缺乏竞争力,学历严重贬值

被“减负”影响的日本学生中有57.7%都讨厌这样的“宽松一代”,而在社会各个阶层的调查中,“缺乏常识”、“缺乏教养”、“缺乏沟通能力”、“缺乏忍耐力”、“缺乏行动力”、“缺乏抗压能力”、“优先考虑自己自私自利”、“工作中一直被动等待缺乏主动性”等成了日本“减负”一代的普遍标签。

4、日本正式取消减负

2008年开始,小学课本增加25%的页数被视为转折性标志。2016年5月10日,时任日本文部科学大臣驰浩宣布,日本将实行“去宽松教育”,朝着“教育强劲化”的方向发展。

二、中国的“减负之路”

中国真正开始落实减负要追溯到1988年5月的《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

这份规定简单来说就是要求做到:“一年级不留书面作业,二、三年级每天课外作业量不超过三十分钟,四年级不超过四十五分钟,五、六年级不超过一小时”,“要同家长配合,保证学生每天有足够的睡眠”。

但这个文件并没有起到作用。1990年1月7日,李鹏看了一所小学五年级两名学生的来信后批示:“留作业太多,不利于小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这件事,议过多次,请抓紧解决。”同月11日,时任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在北京市某小学学生家长写给他的一封信上也批示:“要减轻学生的负担,应有措施。”

2000年伊始,教育部召开减轻中小学过重负担工作的电视会议,下发《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注意,是“紧急通知”,说明刻不容缓,要求立刻照办。

恰好在2000年2月中旬,发生了一起浙江中学生杀母事件。这起悲剧,没有被媒体当作普通刑事案件报道,而是连同春节前发生的另外两起中学生犯罪案一起,成为国家颁布新一轮“减负令”的导火索。课业负担过重,与闹出人命等违法犯罪之间,直接划了等号。那些不情不愿的学校和老师,不得不认真对待“减负”了。

关于教育问题的重要讲话发表之后,这次,减负才真的动真格的了。

但正是这条减负之路,开始了家长们的痛苦之旅。

三、中国孩子减负后的困境

正式“减负”已经17年了,孩子真正的负担丝毫没有减弱。

“减负”只改变了表象的少学、少考、少作业,但是中高考不变,名校不变,社会分层不变,选拔制度不变,家长一旦认清了现实,从现实出发,在辛苦的学习和灿烂的未来之间,家长做出了“增负”的“理性”选择,艰难而又决绝。这种经济学上的“囚徒困境”是家长真实的写照,也正是减负工作无意义的根本。

据统计,2016年课外辅导行业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次,辅导机构教师约700万至850万人。我国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约占全体在校学生总数的36.7%,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更是高达70%。

中国这17年走过的路跟日本没有任何区别,减掉的所谓的“负担”统统都被课外班和回家的努力补回来,家庭教育支出压力越来越大,经济决定的教育不公平越来越大,17年的时间孩子们其实没有过一天真正“减负”的日子,而傻乎乎真的跟着“减负”的孩子,最后全部都在现实面前傻眼了。

二三十年前,北京上海简直是高考移民的“天堂”,绝对是全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事情,可是今天,事情早就变了,上海的幼升小、北京的小升初、题目虽然简单,但是周围竞争对手个个身怀绝技,考上北大清华的你一样发现跟身边的同学比起来差异悬殊。

不夸张地讲,在北京的名校的孩子,人与人的差距有时候比人和狗的都大,能力、实力、家境等等。。。。。。

“减负”是什么?是减掉孩子身上的负担。

孩子的负担是小学学的太难了?是课内学的太多了?是考试考得太多太难了?还是平时作业太多了?

这些根本都不是孩子的负担,“减负”根本就没减到真正的“负”!

这个“负”是日益增强,从未降低的18岁之前的竞争;

这个“负”是社会现实中从未降低的房价;

这个“负”是成年人看到的缺乏保障的事实;

这个“负”是好就业渠道不断增高的就业门槛;

这个“负”是父母对孩子的期待;

这个“负”是一个家族在孩子身上扔下的希望。

这本就是这一代的孩子必将遭遇的命运,岂是你说“减负”就能减掉的?

一位农夫的牛病了,于是向邻居请教经验。

邻居说:“我家牛得过这病。我后来绐它吃了xx药。

农夫赶快买药给牛吃了,结果没过两天,牛死了。

农夫怒气冲冲的找邻居理论,骂他是个骗子。

邻居回答:“我没骗你呀,我家牛也是吃这个药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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