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瑟堡的Francois Dourlen是位历史老师，也是位艺术爱好者，他喜欢用手机上的电影截图借助错位手法拍摄图片，将标志性的电影角色融入现实生活，本来躺在屏幕中的电影角色经过他之手后就成了一个个有故事的幽默场景，带来令人捧腹的效果。

从开学到现在，温良已经第四次跟儿子小树(化名)因为手机的事情起冲突。

小树在一所寄宿制中学上初一，为了沟通方便，学校允许孩子带手机。但是，学校对手机的使用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小树回家的时候，温良收到了老师带来的一张通知，通知上的主要内容是：小树在学校违反了手机使用的规定，一周内都不许将手机带出宿舍。

“不用问，他肯定又没管住自己，玩游戏了。”温良说。

温良的判断没有错，小树又在学校禁止使用手机的区域使用了手机，而且玩了游戏。毫无悬念，这个周末温良一家每周不足两天的团聚时光，又在辩论、争吵、冷战中度过。

其实，发生在温良家中的争论早已经“走”出家门“步”入社会。孩子的手机能不能带入学校？孩子的手机能不能进入课堂？手机问题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热点话题。

“如果我说赞同的话，估计回去就被家长‘吃’了，如果我说反对的话，我将失去那么多群体的未来。”陕西师范大学实验小学校长罗坤说。近日，第十一届新东方家庭教育高峰论坛在京召开，多名教育专家及中小学校长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

的确，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国人目前手机普及率极高，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不久前一项针对中美日韩四国网络时代亲子关系的研究显示，中国中小学生智能手机拥有率已经达到近七成(68.1%)。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科技因素进入到孩子学习的过程中，不少学校的作业需要在手机上完成，不少学生活动都是要通过互联网搜集信息才能完成的。

越来越多的数据告诉我们，在当今时代手机不仅是通信、社交工具，对于学生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用具。

那么，问题来了。一面是游戏的诱惑，一面是与海量信息结合后势不可当的移动互联时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家长是坚决的反对者

要想毁掉一个孩子，就给他一部手机

“在中国的国情下，对中小学生来说，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开发智力、培养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小学生拥有手机，我感觉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我反对。”从教30多年，曾经有“班上55名学生37人考进了北大、清华”经历的著名教师王金战说。

“有百害而无一利”，这种极端的评判显然是不符合中国人较为温和的“中庸”判断的。众多专家或撰文或通过媒体指出，这一代孩子注定是网络原住民，那么在这个移动互联的时代，不让孩子使用手机似乎就意味着阻断了这些“原住民”在属于他们的互联网时代的成长。

不过，王金战这种“极端”的观点却得到了家长们的实际拥护。

“专家们讲的都是道理，但是我们家长承担的是实实在在的后果。”北京的初三学生家长张榕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宁肯自己极端一些。”

“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女儿每年过生日我都想送她一部智能手机，但是每次到最后关头就放弃了。”张榕说。

张榕不是不让女儿接触电子产品，“现在孩子很多课程是需要网络的，完全杜绝也是不可能的。”张榕说，平时女儿上网课、查资料，张榕会将家里的iPad、电脑向女儿开放，但是一直避免让女儿单独使用智能手机。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家长圈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要想毁掉一个孩子，就给他一部手机。很多家长是真真切切地见到了这种“毁掉”，才拒绝孩子与手机接触的。

而让张榕更恐惧的是手机“毁掉”一个孩子的速度。

3年前张榕曾经短暂给过女儿一部家里淘汰下来的智能手机。那时女儿小学六年级，学校里针对毕业班的活动挺多：有时候是拍毕业照，有时候是学校里各种社团组织的欢送活动，孩子班级也会组织一些与毕业相关的班会，为了便于记录，不少孩子带着手机到学校。

张榕女儿也不例外。结果没过多久，张榕发现女儿的手机上多了很多App，“这些孩子在一起，拿着手机相互学习下载各种不同的App，我女儿手机上增加的这些大多数跟动漫有关。”张榕说。

自那之后，张榕的女儿一下子痴迷起了漫画，手机上、电脑上，只要有时间她就去寻找相关公众号和论坛。后来，女儿又从同学那里借来一摞一摞的漫画书，“我一看这些书绝大多数都是乌七八糟的。”张榕说。

再后来，毕业班的同学和家长一起举办了几次聚会，每次聚会孩子们都要求有单独的包间，“你什么时候走进他们的那个包间，看到的场景都是仨一群俩一伙地抱着手机，要不然就是打游戏，要不然就是在看小视频，要不然就是看动漫。”张榕说。

张榕删过女儿手机中的App，几次之后，女儿给手机设了密码。

女儿失控了，开始禁止父母进入自己的房间，甚至还有一次趁父母不注意向自己的手机里转了钱……在张榕看来，女儿从乖巧到失控，就发生在让女儿拥有了自己的手机，并让她带到学校之后，前后也就一两个月的时间。“孩子有那么长时间可以自由交流，就像在他们面前打开了一扇毫不设防的大门，打开了就很难再关上。”

张榕果断没收了女儿的智能手机。一部“老人机”成了张榕女儿的“标配”。

学校老师是质疑者

孩子的学习并不非得电子化

“我曾经想过不给孩子带手机了。”温良说，但是儿子告诉他有时候上课还需要用手机查询信息。

确实，这些年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研究性的、探究性的、分层次的学习越来越受到重视，学习变得更加个性化了，甚至在有些学校，每个孩子都有一张仅属于自己的课表。这时候，手机及其他电子产品成为重要的学习工具。

但是这样的学校、这样的学习方式并不普遍。

一位专家指出，我们高估了科技进入教育教学的程度。现在的互联网+教育在很多地方、很多时候还仅仅是简单的相加，并没有真正融合从而产生深层次的变化。

这种浅层次的相加不但不能促进教学反而会影响教学。

小树介绍，他每次“犯错误”的套路基本是相同的：拿手机准备完成老师交给的任务，用着用着就随手打开了游戏……

其实，用不用手机不是问题的关键。它的背后是一种“为了技术而技术”的形式化的东西。

“我在人大附中的时候开过一次学生代表大会，让学生写提案，写出他们对学校的要求。”王金战说，结果学生提得最多的是：反对教数理化的老师用PPT上课，“我是教数学的，数学的魅力就体现在惊心动魄的解题过程中，当它把你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时候，突然峰回路转，那才叫数学之美。”

但是现在还有多少老师用粉笔进行过程演示呢？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师曾经这样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给学生减负的根本办法是给课堂增效，但是现在的老师都在疲于落实各种改革措施，忙着学习使用各种新的教育教学技术，谁有功夫塌下心来研究具体哪个教学环节，很多老师上课就是讲PPT。”

最近在一次中小学校长论坛上，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听到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陶西平描述的在一节小学语文课上看到的一幕：这节课的大概内容是一个下雪天小动物们跑到雪地上踩出了脚印，小白兔说“我会画梅花”，大公鸡说“我会画竹叶”。老师的PPT做得非常精美，课堂气氛也很好。但是在课程进行当中，一个学生举手说：“老师我觉得脚印是在雪地上，不是雪地里”。结果老师仅愣了一下，让学生坐下后便接着讲了下去。下课后，陶西平对这个老师说：这是多好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展开讨论呢？老师回答：“我如果在这里耽误了，PPT就讲不完了。”

学生的学习效果不在于老师上课使用了多少高科技的手段，也不在于学生是否用了手机还是电脑，而是老师能否真正抓住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每次提问、每次质疑，甚至是每一次错误，并且及时地给予最恰当的反馈。

老师和家长的担心都有道理。但是，当我们真正走近孩子的时候却发现，成年人的担心有些是过度的。

刚刚结束高中生活，现在在某大学中文系读大一的学生韩墨言说，她刚进大学校园时有一段时间上课不再使用笔记本，“改用手机拍”。

确实，正像韩墨言一样，不少孩子一旦脱离了成年人的监控就会“报复性”释放。但是，如果允许他们“疯狂”一段时间，事情往往会发生改变。

韩墨言后来发现，用手机拍照记笔记与自己用笔记是完全不同的，“用笔记录的时候，你大脑是运作的，但是手机拍，脑子不用动，没有思考加工的过程。”

兜兜转转，孩子们自己找到了正确的路。

确实，孩子的成长是一个学习过程。正如武汉小学校长李强所说的那样：如果不让孩子用手机接触那些海量的信息，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筛选？